獨家報導：李嘉茵

（怡保4日訊）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即將解散，主席丘運達說，委員會已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他想卸下堅持了逾30年的監督工作。

他說，抗毒委員會是民間自發組成的非政府組織，不是註冊社團，不受政府承認。在紅坭山反毒抗輻射事件中，扮演著聆聽、了解及監督的角色，沒有任何決定權。

“在亞稀廠于1994年宣布永久關閉后，我已考慮解散委員會，但因國際巴塞爾公約，輻射廢料只能埋在馬來西亞，必須興建永久埋毒槽，加上要拆除亞稀廠，所以我們才沒有解散，決定繼續監督工作。”

再多次追問解散原因後，他坦承年紀已大（73歲），累了。該委員會在亞稀廠贊助下，聘請香港環保專家溫石麟博士，每隔3個月來埋毒槽測試附近的環境是否受輻射污染，並監督埋毒槽興建工作，每次測試后都會進行匯報會。

監督工作消磨人耐性

他指這種長期的監督工作，消磨人的耐性，心也累。永久埋毒槽內的8萬5000噸輻射廢料的半衰期為140億年，而永久埋毒槽保固期為300年；那時他早已不在，既然完成了興建埋毒槽監督工作，后面的事便交給后來的人處理。

他說，該委員會所剩下的法律基金已用于支持關丹反萊納斯稀土廠；該會屬下的醫藥基金還剩下逾2萬9000令吉，目前仍每月撥出各150令吉援助2名分別患上血癌和腦瘤造成身體癱瘓的華裔男子。

“我們考慮在埋毒槽管理權交接儀式后，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交待清楚委員會帳目后，便宣布解散。”

港環保專家負責監督

至于香港環保專家溫石麟，丘運達說，熱衷於環保事業的溫氏是被事件吸引到紅坭山，而恰好委員會沒有輻射專家的監督人選，於是兩人一拍即合。

“我們原本有2名專家人選，一名來自日本，但不被廠方接受；另一名則是大馬環保專家陳嘉慶，但陳氏拒絕了。多年後，我才知道他為何拒絕。”

他說，受限于巴塞爾公約，所以他答應廠方在紅坭山建永久埋毒槽，而陳氏則堅持輻射廢料必需運回日本。

“我沒有後悔當初的決定，因為當下只能作出這樣的決定，把輻射危害盡快解決，把村民傷害減至最低。”

“該堅持的必堅持”

丘運達說，他在巴剎賣豬肉，唯一優點是性格固執，該堅持的有所堅持，讓亞稀廠方也意識到他讓人頭疼。

他在受訪過程中，侃侃而談他帶領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過程中的委屈、日本廠方單獨找他談判的趣味行徑等。

“1998年至2012年間，亞稀廠的日本經理剛開始時，兩三個月或半年就會來找我。每次來都把我載到檳城，去聊兩三個小時，再返回怡保。我的英語又不好，所以兩個人就馬來語、日語、華語、英語，再用比手劃腳的談判。”

他說，后來亞稀廠有意履行社會企業責任，于2003年捐出50萬令吉給董教總設立的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教育基金貸學金，也是上述的單獨會面中促成的。

“廠方原本打算私下移交捐款予我，讓我交予董教總，但這于理不合，我堅持不願代勞，迫使廠方答應親自在三方見證下，移交捐款。”

反毒算是成功了

丘運達認為，亞稀廠被拆除，遺址夷為平地，這算是一場成功的反毒抗輻射行動。

他說，遺址已歸還州政府，州政府同意霹靂反輻射抗毒委員會的建議，廠遺址日後不能再作工業用途。

“委員會於2008年向州政府申請把廠遺址打造成休閒公園，以紀念抗毒歷史，代表州政府出席匯報會的官員口頭上表示認同。”

丘運達一邊給記者講解抗毒歷史，一邊展示他早前為參加反萊納斯，而拼貼的紅坭山抗毒史資料簡報卡，包括一直以來紅坭山受災的新聞剪報。

他欣喜的告知，早前，一批理科大學生才來了解抗毒史，他就用了這些剪報和簡報卡給學生們講解。

“有許多人叫我把抗毒點滴寫下來，出版成書籍，讓我用說的還行，我真沒辦法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