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子若
攝影：楊凎翔
部分圖：受訪者提供
架勢人物：慈濟基金會人文發展處主任何日生教授

他是台灣慈濟基金會人文發展處主任，也是慈濟大學副教授，一身儒生風範，不說不知，他還曾是資深媒體人、新聞主播，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是企業家、政治人物、黑道、苦難人、凡夫俗子，哪怕是一個可憐老奶奶，也要傾聽她的聲音。

懂得俯身聆聽民眾聲音，懂得敞開胸懷接納百川意見，讓他看盡人性百態，也深信人性中始終有美好的一面……

縱有轉折 生命永遠有出路

八月期間，台灣慈濟基金會人文發展處主任何日生教授風塵僕僕來到吉隆坡，那天與他會面的地點是靜思書軒，室內播放著輕音樂，舒心的音樂裡挾著書香跟咖啡香，使人輕易地把煩擾擱在書軒牆外……

眼前的他，一身西裝筆挺，說起話來溫文儒雅，除了以上職銜，他也是慈濟大學副教授，不僅擁有豐富的講學經驗，同時也具有深厚媒體背景。在投身慈濟之前，他是台灣著名的新聞人，換言之，他是我新聞界的前輩，前輩面前自然不能錯過偷師討教的機會。

何日生畢業于美國南加大傳播管理學院，曾經是台灣活躍的資深媒體人，擔任過中天、台視、超視新聞主播及製作人、中國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兼製作人。他所主持的節目曾榮獲電視金鐘獎、行政院新聞局社會建設獎以及新聞局有線電視最佳新聞節目獎，2004年製作的“清水之愛”，更榮獲國際艾美獎，入選亞非地區最佳新聞紀錄片。

沒考上法律系，走上廣播路

人的成長軌跡未必一定跟著初衷走！這個在台灣宜蘭長大的孩子，有著與生俱來的聰穎，何教授自小學到初中及高中，一直都是班上的優秀生，當上班長，更是演講、寫作與辯論的常客與高手，直至高中畢業時，他一直徘徊在唸哲學或法律之間，“老師認為我應該選法律，未來往政途走去。”

但是，他最終沒考上法律，反倒是以極為出色的寫作、演講跟表演等能力，考進了國立藝專廣播電視。他一直都與好的際遇不期而遇，第一年，他就得到系主任的推薦到廣播電台主持一個節目，“一年時間，還有薪水可拿呢！”

期間，他接受專業的導播訓練，以糾正他的口齒問題，對于一個宜蘭長大的小孩來說，這是非常寶貴的際遇；到了第三年，他和隊友拿下了全國辯論比賽的冠軍，當時，他不光是靠著伶俐的口齒，而是通過認真的閱讀獲取紮實理論，才一直走到最后。

文學世界吸取能量

何日生透露，在國立藝專那些年，他大量涉獵哲學、文學、歷史類的書籍，“我非常喜歡，尤其文學是自高一開始就喜歡了。”他最推崇的文學家是20世紀的法國著名作家、音樂評論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年～1944年），“我把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讀了三四遍，裡頭很多的章句我都背得出來。” 這部名著因此讓作者獲得了19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除此之外，印度近代著名作家、詩人、哲學家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中國現代詩人、散文家徐志摩（1897年～1931年）都在他鍾愛的文學家名單之內，他覺得，在文學世界裡頭，他能吸取到熱情、遇見浪漫，這裡頭充滿了生命的能量，“它打開了我的心靈之窗。”

“有一陣子，我特別喜歡俄羅斯的文學。”從世界文學巨匠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年～1910年）、偉大的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年～1881年）到現實主義藝術大師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年～1883年），“尤其托爾斯泰他敲響了西伯利亞廣大的冷漠平原，氣勢磅礡，而且人物的舖成非常棒。”

也是哲學愛好者的他，從中國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唐君毅（1909年～1978年）認識到了新儒學思想精要，也從現代哲學宗師方東美（1899～1977）系列叢書裡接觸到了佛教。與此同時，他也閱讀政治與法律的書籍。

從感性的文學到理性的哲學、政治學與法律學，說明他是理性與感性兼具的一個人，他也不諱言，“這兩個特性同時存在在我身上。”在工作上，他可以與律師討論法律個案，他覺得，那個能量不一樣，然而，回歸到內心深處，“還是會偏于靈性的追求。”

受訪者感覺舒服，訪談才暢所欲言

不說不知，何日生廣播生涯是從中國廣播公司音樂節目製作人兼主持人做起，“有意外吧！”三年后才轉戰電視主播領域，期間，他遇見了人生中的恩師閻大衛，“我原來是當他的記者，后來，他還把節目交給我主持。”

在踏入媒體的最早階段就遇上了一個可以仰望與學習的對象，那是需要珍而重之的一件事。從這位廣播界恩師身上，他看到了一個廣播人的優質，“他對品質很有要求，待人寬厚，他也很有肚量，期間，把節目交給我，旨在把機會讓給我，我一輩子感恩！”

他認為恩師的特質之于媒體人極為受用，因為新聞畢竟是一門人的事業，“一定要讓被你訪問的人覺得，跟你在一起是很舒服與很光榮的事，還要在你面前暢所欲言。”他指出，假如採訪者沒有優質的人格，“對方跟你講話也會很苦惱、很不舒服。”

“對于待人寬厚的特質，我認為，如果我們思維偏狹，容不下任何人則無法傾聽各界的聲音。”后來，他電視台做了“調查報告”與“大社會”這兩檔電視新聞節目，“這兩個節目主要是傾聽各界的聲音，不管他是企業家、政治人物、黑道、苦難人、凡夫俗子，哪怕是一個可憐老奶奶也要傾聽她的聲音，傾聽很重要。”

這兩檔重磅節目給他贏來了榮譽，當中，“調查報告”于1996年榮獲台灣新聞局有線電視最佳新聞節目獎，而“大社會”則于1999年榮獲台灣金鐘獎最佳新聞節目，而他都是擔任節目製作人暨主持人角色。

這天午后，這位媒體前輩向我娓娓道來這兩個節目的特色，以及採訪歷程給予的生命領悟。他說，“調查報告”主要是把社會各種弱勢群體、各種少見的想法，一一呈現出來，“這個節目讓我訓練出怎樣去理解和剖析一個事情，由于節目不設旁白，因此，我需要想方設法以大量的圖像來作最美的呈獻。”

至于非調查性節目的“大社會”，“它完全是傾聽社會上不同人的故事與聲音。”重點是，這些小人物的角色讓他看到生命的韌性，“他們要嘛不就是要克服命運、要不就是命運悲慘，可是，他們仍然沒有放棄，反倒是不斷去突破生命困境。所以說，生命永遠有出路！”

閱讀，讓人看見世界！

提及何日生在電視界的代表作之一“大社會”，他說得特別起勁，也提到了採訪所見所聞，還有心路歷程，“這個節目在台視做了四年，訪問了將近兩百人，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他聲稱，自己很有福報，“一般上，訪問內容都會觸及到受訪者一生當中很苦難的事情，一般上，他們都是第一次跟我說這些會掉眼淚的事情，不必等第二次或是第二天重來訪問，對方就掉下了眼淚。”語畢，他不忘自誇自讚一下，“所以，我是個好記者。”說完，連我都笑了。

不過，他解釋，這主要是因為他扮演了好聆聽者的角色，“我以前滔滔不絕，因為我是喜歡辯論，只是當了記者后，學會了傾聽。”他把這個聆聽的特質與優點歸功于文學，“之前說過，文學讓我打開了心靈之窗。”

它成了一張有用的地圖

那些世界文學巨著《海浪》、《麥田捕手》、《戰爭與和平》、《西線無戰事》、《凱旋門》等等，“這些著作裡頭談的是完全不同的領域，文學讓我有一個模擬的人生，讓我知道各種人生、各種生涯是這樣子在脈動的！”

在他眼裡，那些生命都好豐富，“你無法去判定對或錯，惟有感受他們的感受，這是同理心。”所以，他發覺，出自于個人對文學的喜好，對他在做人物故事非常的有幫助，“我很同理、很容易進入對方的世界；我真心聽他，他知道的，所以，他才會掉眼淚。”

“換言之，假如我只是職業使然，一昧急于找出我想要的答案，他就會完全……”所以，在採訪的過程中，他的提問不多，“我讓他自己講，不用一直問他問題，他會隨著情感的流動，答案自然而然宛如繁花般盛放開來。”

“我會感覺到，在那個時間點，跟我年輕時閱讀過的文學有關。”他自認，自己年輕時還是滿用功的，他會到書攤去找各式各樣的書籍，包括了傳記文學，“讀了很多民國初年的人物故事，好像讀到杜月笙的故事，原來這個人長得這個樣子，並非自己想像中的那個樣子。”

他認為，對這些人物故事積累而成的閱讀經歷，它成了一張有用的地圖，“不真實卻有參考的價值，有了參考指南自然不容易迷路。”有鑑于此，他覺得，文學書籍是可作為參考的人生地圖。這就是為何常言道：閱讀，讓人看見世界！

體察黑道人物善良一面

在形形色色眾多受訪者之中，何日生透露，他也訪問過黑道人物，這個受訪者在其新聞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僅觸碰了他的心靈深處，同時也給了他不少啟發。

“他悔改了，所以，我訪問了他；后來，他又再犯錯了。”碰巧的是，這位受訪者在犯錯事情曝光之前，都給他打了個電話，“兩次都這樣。”他跟他通話沒多久后，他入獄了，“出獄后，他又給我打了電話。”過了幾年，他又給他打電話，同樣沒有多久，他又出事了。

每逢憶起這個受訪者，他是這樣認為的，“他會想起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面是在我面前呈現，于是，每當他內心不安或是有罪惡感時就想到了我，他會想：我有過很好的一面，那一面是何日生看到過的。”

他認為，對方之所以不知覺給他打電話，那是因為在那個曾經有過的訪問裡，“我給他知道，生命中還是有那好的一面，他要記得，不能一直的犯錯！”他不知道那個訪問是否真正有對這位黑道受訪者起著影響，“但是，每一次出事前他都想起了我，我想，我保有了他內心好的一面，即便是有壞的一面，但他不會丟失好的那一面。”

對于這樣一種受訪者，他直言不會抗拒跟他繼續接觸，“有宗教情懷的人就是學會擁抱罪人。”此時，他以聖經、小說和電影裡的寬恕情節，為他的所思所想所言做進一步解釋。

他首先提到基督徒多半都很熟悉的行淫婦人和丟石頭這段經文，“按照猶太律法，這個婦人應該被眾人用石頭打死。”但耶穌對眾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然而，由始至終沒有人敢撿起石頭丟向婦人，“因為每個人都有罪。”

“這就像《唐吉訶德》一樣，訶德在煙花巷看到賣身的女人，于是對她說：‘你，聖潔如花！’聽了這話以后，那個女人就悔改並成為一個貞潔的人，所以，你怎麼看他，他／她就會長成什麼樣的人。”

人性不完美，才需要有宗教

何日生指出，媒體人的職責是要把社會的各種光譜呈現出來，而宗教的神聖是擁抱罪人，“如果每一個人都完美才能進宗教，那就沒有宗教可言了。”

他再以電影《悲慘世界》（又譯孤星淚）的主角尚萬強為例，他曾犯偷竊罪而被判入獄，出獄后，在教堂再次偷竊而被警察逮捕，神父卻說他沒偷東西，還親手贈上銀器並請警察放他走，“那一刻，他崩潰了，他覺得自己不應該再偷竊了。”在電影裡，尚萬強因而真心懺悔，展開了全新的人生，並且成為一位光榮、有尊嚴的人。

“相信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儘管它未必每一次都成功，但你還是相信會讓人改變，人人要相信人人有善良的一面。”完了以后，他笑言：“採訪就是療癒。你也療癒了，他也療癒了！”

“我覺得，很多的受訪者從我身上重新看見與詮釋自己。”在他看來，一個好的新聞媒體從業員，應該要有很廣的知識，並且需要有同理心，“同時，對事物的本質與核心精神要捉得精確，這是不容易的。”

在電視界沉浸了約15年以后，他在總結這份工作時，直稱自己閱讀了各種人生，“這個閱歷不是任何工作能夠得到的，你可能有某個專業，但你絕對沒有像記者這樣的特權，去探索不同人的人生。”

“這份工作改變了我很多。”他剖析說：“作為一個新聞主播，我總是比較能夠掌握每一個領域裡頭每個人的生命的特質，加上這個閱歷讓我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比較不會害怕，也比較懂得處理。”

然而，他還是很感恩如今不再持續當主播，否則會讓自己一直都卡在那角色裡頭，“記者或主播都是觀察別人，而不曾過他們的生活，所以，還是必須去經歷真實的世界。”為此，他從熱鬧的媒體世界轉換跑道到了相對安靜的宗教事業。

✽下期《架勢堂》繼續由何日生教授來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