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子若
攝影：楊凎翔
部分圖：受訪者提供

撇開收視壓力 見證人性光輝

從熱鬧、商業氣息的媒體圈，轉入平和、安靜的宗教界，何日生教授仿佛進入全然不同的精神領域工作，來到慈濟靜思精舍上班，心中油然而生，這裡有家、有愛的感覺。

在媒體路上有過名成立就的慈濟基金會人文發展處主任何日生教授，曾經自許不碰政黨，也不歸屬宗教，更不見法師；然而，當他第一次見到證嚴法師時，他聲稱：“很歡喜，也很震撼！”

他因而進入佛門，以證嚴法師為依歸，隨后的日子裡，法師也親口邀他投身慈濟事業裡頭。但，他一直都止于聽而沒有付諸行動，“這一說，七年就過去了。”

換環境展現優越能力

他在接受《架勢堂》訪問時透露，直至2002年，他對媒體開始產生不太好的感覺，碰巧證嚴法師再次開口，他內心自覺：“正是時候轉換跑道了。”在他看來，媒體的報導內容已過度攝身心，偏向商業炒作，若要堅持新聞理想會遇到阻礙。

他于是辭去了台灣中天電視節目中心的主管兼主播職位，全情投入慈濟佛教事業，“哇，我仿彿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個價值觀，開始開拓自己視野。” 這箇中的因緣想必是不可思議的。

從一個有光環、熱鬧且忙碌的媒體行業，轉向相對平和、安靜的宗教領域，在慈濟靜思精舍上班的他說，在過往的生命裡，他一直尋覓一種有家、有愛的感覺，他終于在這裡找到了！對他來說，一個組織若有愛就能讓人安住，“而愛，使人自由。”

許多時候，做的事情大同小異，若然換了個環境，就會換個心情，連帶心態也會“煥然一新”投入慈濟后，他代表慈濟四處演講，處理很多不同事件，依舊有機會展現他優越的理性分析力、判斷力，以及溝通能力。

從配對到捐髓 關懷無處不在

2002年至2006年之間，何日生出任大愛電視臺製作人暨主持人，期間，他製作的“清水之愛”骨髓移植紀錄片入選國際艾美獎（Emmy Award International）的亞非地區最佳新聞紀錄片。

此次訪談裡不能不提這個令他有過很多感動的節目，他表示，這個節目讓他有機緣看到了全世界的醫生。當時，基于有人對骨髓庫持有意見，證嚴法師希望他到全世界走一趟，採訪蒐集骨髓捐贈的工作資訊，並以一個記者應有的客觀角度深入報導，從而觀察慈濟的骨髓庫，跟全世界的骨髓庫有何不同。

他因此從台灣出發，把採訪與探訪的腳步覆蓋到中國、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等地，“我主要是報導骨髓庫的志工、病人與其家屬，以及醫生。”過程中，他見到了從配對到捐髓再到捐髓者獲得的照顧與關懷。

在他眼裡，他看到這群人的共同使命是“愛”，“愛病人、愛家人！若是家人走了，他們就投入骨髓庫，幫助更多人，那是無私的愛呀！”所以，他在那次採訪中所擷取的快樂與歡喜，跟過去的採訪有著截然不同的體驗。

兩者之間同樣有感受有感動，但撇開感動，他說，過去是需要面對組織或是收視率方面的壓力，這一回，他完全純粹是為了見證“愛”而走在路上。他目睹志工們無限付出的愛心，連捐髓的病人后來都成了骨髓庫志工，“每個人都為別人而忙，即使病患死了，家人也沒有放棄，反而成立了骨髓庫。”

湯瑪斯為病人奮鬥 不在乎榮耀

在這趟因愛之名而出發的跑透透採訪中，何日生得到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前往美國西雅圖（Seattle）專訪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湯瑪斯博士（Dr. E. Donnall Thomas）。那年是2002年。

湯瑪斯博士有骨髓移植之父的美譽，在1990年以骨髓移植的成就，與美國慕瑞博士（Dr. Joseph E. Murray）共同榮獲諾貝爾生物及醫學獎。由于採訪必須以英語進行，同時還涉及艱澀的醫學字眼，他指出，當時他做了很多功課。

對于這個採訪機會，他倍感榮幸，“我站在世界的一個高度，執行這個採訪任務，期間，我聽到的字字句句都是愛。”尚記得，他問了對方這樣一個問題：“醫生，你發明了骨髓移植，在過去廿年來，有一半的病人幸運地得到醫治，另一半的病人則不幸地往生了，在面對病人往生時，你是否有挫折感？”

不料，湯瑪斯博士回答他說：“在我的年代，每個病人都往生，如今至少有一半的病人救回來了，這是繼續努力的理由，我不能放棄，因為問題還沒有解決。”這個回應讓他動容，他感動地說：“湯瑪斯博士是為解決問題而活著的，他是如此無私啊！”

湯瑪斯太太后來還向他披露，在湯瑪斯博士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個晚上，表現得一切如常，“照常回家、照常睡覺。”臨睡前，太太問他何以翌日有記者找他，躺在床上的他回答：“哦，因為他們對我說，我得到了諾貝爾獎。”

這番回答驚呆了太太，她喊道：“什麼？諾貝爾獎！”他又從容地回說：“對。”說完，他繼續睡了，這說明獎項之于湯瑪斯並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病人的性命，何教授由衷地說：“他是個偉大的醫生啊！”這個非凡的採訪讓他帶著滿滿的感動道聲再見，再繼續帶著感動踏上長達三、四個月的採訪之旅。

動中禪定 捕捉靜的喜悅

一番風塵僕僕之后，何日生教授緊接著來到位于德國多瑙河畔烏爾姆（Ulm），“這個地方離慕尼黑往北一個半小時，那是德國骨髓庫所在的地方。”他說，經歷了數個月的走訪，得到滿滿的愛之后，有一天，他住進了一個位于鄉村地帶的大愛之家，“那裡四周都是田園風景……”

他每天必須于凌晨四點多起床，試著拍第一道晨光（代表生命揚起），到了傍晚又要拍日落（意味著生命落下），“可說是早出晚歸，其實有點疲憊了，尤其走過那麼多個國家以后。”

在烏爾姆的一個晚上，當他正要拿出筆記書寫時，突然間，有一種奇特的生命寧靜與喜悅出現了，“好像四周的一切都消失了，確實感受到自己的純正。”他的聲音自然帶有喜悅，“那是一種非常的喜悅、非常的寧靜，那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只為愛而活

一陣子之后，他頓時想起了六祖壇經惠能大師講的話，─世人要在動中靜，“也就是說，我在愛的流動中，得到了極深的靜定喜悅。”此時，他憶起了過往的經歷，在美國曾跟一個老教授打坐一個月，有一回在開車的途中，突然間有一種很深的寧靜昇起，“我還在開車，也不會撞車，就是四周似乎不存在，卻又覺得很平靜、很清晰，有點高峰經驗。”

高峰經驗意指人瞬時感受到一種豁達、完美和極樂的體驗。他說，比在烏爾姆的高峰經驗還要喜悅，“所以，我覺得，人在極致的愛的行動中，會達到很深的靜定，這就是禪（靜定）悅。”

他因為用了長達三個月，見證不同的愛，這些無私的愛讓他覺悟動中的清靜，于是把這種愛中叫著“清水之愛”，他說，這是清靜如水的愛，英文名為“Great Love As A Running Water”，而不是採用“pure water”，“那是因為滾動的水才不會髒，也可以灌溉每一個人。”

“清水之愛”給了何日生一個莫大的生命衝擊，他有了領悟，一個人若是做事情充滿了愛，就能得到靜定的喜悅，“湯瑪斯博士就是為愛而活著，所以，即便得到諾貝爾獎也沒有特別高興或是很了不起。”

至于他本身憑著這個節目榮獲入選國際艾美獎時的感受，他笑稱：“比湯瑪斯博士開心多一點啦！”專題完成之后，他不僅四處敘述骨髓捐贈的故事與志工感人的故事，同時，也寫出了《一念間～實踐生命之美》這本書。

世界相生相依 利他就是利己

2012年，何日生到了北京大學唸哲學系博士，他直言：“我要把自己的哲學找回來！”所以，他就讀佛教哲學，直至去年才完成，而他的博士論文也在不久前出版成書，書名為《利他到覺悟：證嚴上人利他思想研究》，“全書20萬字！”

說到這本書的重點，他解釋，“利他到覺悟”意即利益他人當中得到覺悟，“眾生都有不同的習氣，如果可以用愛心去對待它，智慧與慈悲心就會達到最高的境界。”

他說，從佛法來看，萬物皆因緣，相生相依，沒有一物能夠單獨存在，“所以，世界都是相生相依，世界是一不是二；既然是一，他跟我就沒有不同，利他就是利己。換言之，一切眾生都度化了，自己也就度化了。”

他的另外一本書，書寫了25萬字，內容主要強調他向來主張的“建構式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我希望媒體能慢慢走向建構的功能，而不是一味批判，不要只有報導負面，而是要為負面找到事件正面點，我說過：要有同理心。”

他認為，媒體人有了同理心之后，才能夠真正去分析、瞭解、探討進而解決問題，“媒體必須著重于社會重大議題的報導，然后，結合各方專家把脈並做出診斷，尋找出路。”他強調，不要把時間花在挖掘問題，而是用時間來解決問題。

放眼經濟生活 創造善的結果

何日生同時希望，整個佛教走向利他的精神，通過解決眾生的煩惱，自己的煩惱也得到昇華。他也進一步想把佛教思想放在經濟與生活裡面，所以，他倡議善經濟，“經濟的動機是善而不是為了自利，也要創造結果的善，就是經濟的平等，彼此不要有很大的差距。”在他看來，整個經濟體系本該是一個善的體系，“本質是善的，動機是善的，結果也是善的。”

他從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年～1790年）一路寫到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年～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再進入近年提倡的“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模式和慈濟，從而探討佛教與慈悲的觀點發展成經濟生活，可不可能利他？

他說，亞當斯密曾經說過，最大的利己就是最大的公益，所以，他希望能從善的角度出發，找出新的經濟觀點，“整個世界應該慢慢從自我中心過渡到利他中心，這是困難的，但，這是佛教可以努力的方向。”

每個佛教徒都會發清靜而遠大的願，他認為，只有發願才能活出自己，而此願不能為自己而發，而是為大眾而發！經歷了近卅年在媒體業與佛教事業后，何日生表示，當今的自己走向思想論述，從哲學著手並且沉澱建構一個佛教的思想、慈濟的思想，未來繼續把利他精神放進經濟體系，推動善經濟。與此同時，他繼續地寫書、出書……“利他佛教”是他的下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