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讀回憶錄，尤其是歷史人物自己撰寫的。雖然回憶錄不乏做作、掩飾、為自己辯護，也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不過也有例外之作，如陳俊志寫的《台北爸爸，紐約媽媽》。歷史學家都承認，根本就沒有中立和純粹客觀的歷史觀點，因為“沒有了觀點，歷史學家就變成一台時鐘，也寫不出好東西。”我閱讀回憶錄，注意那一些很有特性的細節。

蘇吉哈托（Soegih Arto）的《印尼與我》，是我百無聊賴看著琥珀書店的阿卓縫製布面書衣，在擺滿英文、日文二手書的櫃子中，一瞥，馬上站起來取出來的。我看過一篇解密電報的目錄，一封來自印尼駐新加坡大使對東姑和蘇卡諾在東京會談的評價，署名就是蘇吉哈托上校。在馬印對抗時期，他是印尼駐新加坡大使，深得蘇卡諾信任，也是外交部長蘇班德裡奧的心腹。

宴會上跳舞惹怒東姑

1963年，馬印對抗的前期，印尼馬來亞菲律賓3國首腦醞釀在東京見面磋商，蘇吉哈托被蘇卡諾派往吉隆坡與東姑會面，希望說服東姑出席東京會談。東姑原來也同意了。但在會議前幾天，吉隆坡首相署打來一通電話告訴他，東姑不出席了。蘇吉哈托描述，因為蘇卡諾在一個宴會上舞興大發，讓樂隊演奏印尼情歌《月光曲》（Terang Bulan）讓他翩翩起舞。這首曲子正是馬來亞國歌的旋律，東姑從馬來亞駐印尼使館知悉後大怒。蘇吉哈托著急地找了當時馬來亞外交部秘書長嘉沙裡沙菲（Ghazali Shafie）說情，最後東姑才出席了東京會談。

外交無小事，蘇卡諾複雜的個性從這件事上真是表露無遺。作為軍人，蘇吉哈托敬仰蘇卡諾，崇拜他“迷倒女人、演講、抗辯、著裝的方式”。印尼930事件發生後，已經失勢的蘇卡諾急於尋找一個體面的下台階，結束馬印對抗。他在印尼召見蘇吉哈托要他出使倫敦與英國政府商議。能說流利的荷蘭語、英語、法語、德語，對政治、藝術任何事務都能侃侃而談的蘇卡諾，還是位特“能說笑話，尤其是黃段子”的總統。蘇吉哈托看見他時已經憔悴不堪，“額頭上寫滿憂慮”。馬印對抗的落幕，已經不是他可以主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