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任平:為打領帶而瘋狂——學外語 | 中國報 Chin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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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任平:為打領帶而瘋狂——學外語

    2009年,面子書創辦人朱克伯克(Mark Zuckerberg)不知為什么,竟為了領帶與襯衫的配搭,琢磨數月之久。他站在鏡前用不同的方式打領帶,用不同的角度看自己。那年他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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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在馬來西亞的溫任平,每天都用同一方式打不同的領帶,但力求領帶中間的部分凸起細緻。凸起容易、細緻殊難,溫為此困惑半年之久。

    朱克伯克于2010年開始練習漢語、學習中文;同年我不能抑制內在的衝動,用心學英文英語。我的枕邊人告訴我,連夢囈我也用英語,聽來不像談話,更多時候,更像演講。

    借用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在1996年發明的經濟術語,那是“非理性狂熱”(irrational exuberance)。通常狂熱過后會有戲看。

    果不其然,朱克伯克2014前去中國清華大學,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以漢語演講。他的華語仍然結結巴巴,詞不達意,聽眾不斷拍掌為他打氣。我則利用傍晚疾行,繞行草坪的時間,用英語獨白,向我周邊的世界傾訴心事。用華語講話與用英語說話,思維模式、邏輯順序,分別頗大。


    打領帶的意義是什么?北京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士生導師賀衛方教授,在北大的一場演講指出:領帶的實用性少或近乎沒有,“那東西除了方便別人把你一下子勒死(笑聲),好像沒有別的功能,功能只在于看上去很美,有美化的功能。”

    是的,為了美,為了美學的理由。朱克伯克衣著簡單,套上一件T-shir或淡色素的襯衫,即可與企業大咖談生意討論業務。他不是那種一身都是名牌的紈褲子弟或王孫貴胄。

    每個人都面對機會成本

    我揣測朱克伯克于2009年與領帶鬧彆扭,是被一種內在的聲音干擾,一種價值轉換的企求。理科生也有文科生的跨嶺慾望,據李光耀、李顯龍父子說:漢語特難寫。朱克伯克是想向難度挑戰嗎?當然他的太太是華人是另一促成因素。漢語沒有時態,名詞、代名詞不分性別,甚至無需點出數量,漢語真的那么難學?

    我的正式英文學校教育,在唸完莎士比亞的《馬克白》(Macbeth),H.G.威爾斯的《The History of Mr Polly》與湯姆斯·哈地的《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后,大致完成。以后都靠自學。我的興趣龐雜,從風水堪輿、玉石鑒定、紫微斗數、政經文教都是我關注的課題。每個人都只有24個小時。每個人都面對機會成本。我每晚都二時半才上床休息,能讀書學習的時間仍少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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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來的,還有多少時間,讓我學習英文?我內心不焦慮嗎?未退休前,在學校多的是與同事用英語交談的機會,退休后用華語的几率是60%,用粵語的几率是15%,用英語的几率是15%,用國語的几率是10%。我真的計算過。

    我想過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不行。我想過調整我的語言使用比例,也不行;這顯然不是我單方面能掌控的事。我並非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我知道當前的科技到人文研究,中西文化都需要向鄰居借光。讀中譯本永遠比不上讀原典,誤譯、不及譯、過譯……與其他疏忽,使中譯失去了原汁原味。

    我之所以在2009年購買超過20條領帶,不斷對著鏡子綁一個完美的結,是提升自我的慾望在驅動。2010年我開始找到自己的(古怪的)方式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不妨告訴大家:我平日也不打領帶,我喜歡穿的也是涼快的T-shirt。(201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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