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鄭澤相

在瑞典Stockholm老劇場錄製的音樂會，是場充滿商業考量的演出，以兩個觀眾非常喜愛的樂手打頭陣的音樂會，一開始Stan Getz就很討厭了：“Chet Baker那傢伙不會唱歌啦！”Getz悄悄跟策展人說。更甚的是，Stan Getz這大毒蟲竟然非常討厭Chet是毒蟲這事實，Chet也常告訴別人他們早期的過節：Getz時常大剌剌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賺多少錢，然后躲到廁所裡過量吸毒昏死過去，還要Chet和友人救醒，他竟然還發脾氣說，你們毀了我的高潮啦！

Getz和Chet這兩位不曾長大的孩子，心裡充滿焦躁不安，也表現在他們的音樂上，使牛力彼此對抗。不過，幸好在Jim McNeely、George Mraz、Victor Lewis這穩健節奏組的支持下，這音樂會的音樂質量偏高，而且那個頭角崢嶸的姿態，很容易從音樂裡聽得出來。兩個主角都不讓對方比下去，是以衝勁十足。

Verve的舵手Norman Granz最厲害搞這樣的配對，選幾位各自有名氣，卻又從來沒合作過的樂手來Jam，有時候這樣的音樂會慘不忍聽；不過有時候會摩擦出火花。早在1953年，Chet和Stan Getz已合作過一張專輯。不過，不論是1953年，還是1983年的錄音，都顯露出他們對彼此的不耐煩。

在Stockholm這場，Chet Baker一出場就唱了《Just Friends》和《My Funny Valentine》。知道他的故事后，聽他的歌，看著這位滿臉滄桑的Chet，還同樣是那麼稚嫩唱著《My Funny Valentine》時，熟悉他年輕時俊朗的臉龐，對比這滄桑的皮囊，我們明瞭已經是時過境遷，滄海桑田。是的，聽Chet Baker的音樂，很多時候我不是單純在聽音樂，我是在聽故事。

悲劇爵士樂手受歡迎

我是以演奏音樂為工作，知道音樂背后的技術問題，知道Coltrane為什麼這麼厲害，或Kenny G雖然賺那麼多錢，可他的音樂滿屎的！這些技術東西，是可以具體地學習的。音樂的另外一面，是說故事的能力，這就無法具體量化了。

一段音樂可以技巧高超，可是如果缺乏故事，則就像專業A片演員，在例行公事表演性高潮了。反過來說，如果音樂只是因為故事就凌駕一切技術技巧，那又未必。好的爵士音樂，在這兩個考量之間，取得完美平衡是許多樂手一生所追求的。

這無法量化學習的說故事能力，很大部分就是人生歷練。所以一些傳奇經典的演奏，都是音樂家自己的故事，讓他們的演奏和演唱戴上光環。就像人們都很想知道Billie Holiday是如何不幸，從她的半自傳《Lady Sings the Blues》挖出她還在流血的傷痕，展示世人，是以在聽著她唱《I’m A Fool to Want You》的時候，可以多入戲！

當然，世間不是這麼簡單，非黑即白，就連聽音樂都有賴于個人際遇、經驗、想法、智慧化成的口味。悲劇的爵士樂手，好像都比較受歡迎。換言之，今天那些年輕的、生活正常的、吃喝健康的、素食的樂手玩的音樂，都會被人叫做冷的，太過Intellectual的，沒有生命力的音樂。在搖滾樂像滾輪車碾過一切之前，爵士樂手就是那偏離人生的芯的代表，自毀和一路摧毀他們動過的人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