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见闻‧贫民窟被搁置 | 中国报 China Press

心见闻‧贫民窟被搁置

新加坡大部分中产阶级或许从未到过“贫民窟”,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小区,他们对低收入群体一无所知,已不足为奇。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及不同经济阶层间的交流,新加坡建屋局曾计划将租赁单位和个人购买单位,规划在同一栋组屋里,无奈基层反对声浪太大,中产阶级担心组屋价格受影响或孩子受到不良影响,而暂时搁置…



报导/摄影:黎瑾佩

新加坡“贫民窟”
众人富贵唯我穷

“新加坡有穷人吗?”答案令人惊讶。然而,放眼天下,就算在西方先进国,一样有餐风露宿的街头流浪汉;新加坡有“贫民窟”也不出奇,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新加坡“貧民窟”的外觀,與個人購買的政府組屋極相似,一般不易察覺它們的存在。
新加坡“贫民窟”的外观,与个人购买的政府组屋极相似,一般不易察觉它们的存在。

每当我提起新加坡的贫穷家庭或毒品猖獗的“贫民窟”时,不少旅居或移居新加坡的外国人,甚至一些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都满脸惊讶地问我:“新加坡有穷人吗?”“新加坡执法如此严厉,怎么可能有毒品?”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加坡是囚犯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球第三的先进国。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更曾表示,80%本地囚犯是瘾君子或有毒品犯罪前科。而为数不少的囚犯,更是来自新加坡的“贫民窟”。

在新加坡有20%的人口住在私有房产里,即公寓或有地房产;另外80%的人口住在政府组屋里。而在这80%里,有10%的人不拥有任何房产,他们住在向政府租借的租赁组屋里,也就是所谓的“贫民窟”。

一般人不易察觉租赁组屋的存在,因为新加坡建屋局把租赁组屋跟一般个人购买的组屋规划在同一个小区里,而且它们的外观极相似。只有当你进入建筑内部,看见走廊上的垃圾、闻到电梯里的臭尿味、走在建有数十个单位的长廊时,你才会知道那是租赁组屋。新加坡目前约有三百多栋租赁组屋(大概五、六万个单位)分布在全岛。按建屋局的规定,每个单位至少两名住户,因此保守估计至少有十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目前经合组织(OECD)以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一半以下为贫穷线,有别于其他先进国家或地区,新加坡政府不愿设立贫穷线。按照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前部长陈振声的说法,不设贫穷线是因为不想把收入在贫穷线以上却需要帮助的人拒之门外。他认为赋予贫穷较广的定义,将能更好地反映不同的需要,并针对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帮助。新加坡2017年的收入中位数为新币4232元,中位数一半是新币2116元;而申请新加坡社区关怀援助计划的人均收入及家庭月入的顶限,分别为新币650元及新币1900元。换言之,新加坡认为月入新币650元以下的个人属于低收入群体,这与国际间取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一半的算法相差甚远。

“貧民窟”的環境衛生欠理想,垃圾、尿漬到處可見,一不小心便會踩到地雷。
“贫民窟”的环境卫生欠理想,垃圾、尿渍到处可见,一不小心便会踩到地雷。
一些住在“貧民窟”的老人,靠騎腳車到處去回收紙皮、鐵罐等謀生。
一些住在“贫民窟”的老人,靠骑脚车到处去回收纸皮、铁罐等谋生。

贫富悬殊翻身不易!

租赁组屋是新加坡建屋局提供给买不起组屋、没有家庭支援或其他住屋选择的低收入群体的住屋选择。建屋局把租赁组屋申请者家庭月入顶限设在新币1500元,合同期限为两年。新币1500元的顶限,对四个人的家庭来说,人均收入是新币375元;而对九个人的家庭而言,人均收入仅有新币167元。一些月入高于新币1500元的低收入家庭,迫于无奈只能寄人篱下或在公开市场租房。公开市场一间房的月租约为新币500元,一般不允许烹饪,对洗衣次数、租房人数也有所限制;一整间组屋的月租则约新币2000元,相当于一个低收入家庭的总月入。或许建屋局可考虑提高新币1500元家庭的月入顶限,或改为人均收入顶限。

租赁组屋月租为新币26元至300元不等,租金视收入而定;收入越高则租金越高。一些租户缺乏提高收入的动力,因为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最终将成为租金。新加坡政府明白这项措施带来的反效果,因此让家庭月入从800元以下增加至801元至1500元的租户,享有两年不调整租金的缓冲期。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真正能获得建屋局暂免加租的租户寥寥无几,因此有些家庭为了继续留在租赁组屋,弃全职而取兼职的工作或只干点杂活。

新加坡如其他大城市,贫富悬殊,最底层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仅占全国总财富的1%。一些低收入家庭,三代人都住在“贫民窟”里,似乎很难走出这恶性循环。当然,也有一些走出“贫民窟”甚至晋升收入顶端20%的成功案例。为了更深入了解“贫民窟”居民所面对的挑战与困境,记者走访了几个不同地区的“贫民窟”,同时访问了几户人家。

贫民窟案例:

屋窄床虱为伍 部分家人睡走廊
在租赁组屋的走廊上,偶尔会发现几张躺椅。这些躺椅到了夜晚,都变成了睡床。租赁组屋只有两种格局,一房式或两房式(一房一厅)。一房式的组屋,吃饭、睡觉、看电视、做功课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访客几乎可以一目了然,完全没有隐私可言。两房式的组屋,只有三人或以上的家庭才能申请。对一些比较大的家庭而言,一房或两房的空间不足以容纳八、九个人,因此走廊便成为部分家庭成员的栖身之所。

为了让人民有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今年五月份,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法令,规定个人出租三房(两房一厅)或更大的房型,住户的顶限为六人,一房或两房式的顶限则为四人。遗憾的是,这项措施只针对个人拥有的房产,不包括租赁组屋。

我在走访租赁组屋时,认识了一位长居走廊的朋友,阿莫。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什么要住在走廊呢?阿莫说:“我妈吸毒,警察经常到家里找她。我不想被牵连,迫于无奈,只好睡在邻居家的走廊。”阿莫跟其他流浪汉一样,到公共泳池洗澡。由于没有固定住所,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

艾尼家门口也同样放了一张躺椅。艾尼的丈夫过世以后,她与四个孩子及弟弟住在一房式的租赁组屋里。艾尼的弟弟因病需要她的照顾,但一房式的空间太小,他只好睡在走廊上的躺椅。当询及艾尼住在租赁组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她说杀不尽的床虱(臭虫)是她最大的困扰之一。当发现床虱的时候,不得不把家具丢掉、进行除虱,在更换了一轮家具后,床虱又从邻居家爬了过来。在过去的十多年,她与床虱之间的拉锯战,从未停止过。艾尼目前正申请两房式的租赁组屋,好让她的弟弟睡进屋里,但她说只能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如乌兰、榜鹅等,因为市中心的租屋租金较高。

一房式的租賃組屋,吃飯、睡覺、學習、娛樂全在同一個空間裡,房間格局一目瞭然。
一房式的租赁组屋,吃饭、睡觉、学习、娱乐全在同一个空间里,房间格局一目了然。
租賃組屋空間有限,于是走廊成了雜物間。
租赁组屋空间有限,于是走廊成了杂物间。

怕孩子误交损友 坚持闭户学习
达伦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她在十年前与丈夫离异,带着三个孩子开始了她的单亲生活。前面两年多的生活苦不堪言,与另外一个家庭合住在一房式的保护所里,常因共用一个空间而起冲突。建屋局规定在出售组屋后的30个月内,禁止申请租赁组屋,不少单亲家庭在离异售屋后,除了面对找工作、找托儿所或托管中心的困扰,还需面对住房问题。

当她成功申请到租赁组屋时,生活总算有了起色。达伦的三个孩子,一个毕业于理工学院,一个在大学深造,小儿子还在念小学。

 为什么达伦的孩子比一般“贫民窟”的孩子成绩优秀呢?达伦说为了避免孩子受环境影响,她不让孩子跟社区里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虽然家里空间有限,但达伦还是坚持腾出一个空间让孩子学习。

“我们小区最近流行一种新的毒品,叫魔术菇,价格低廉,而且尿液检验不出来。虽然知情的邻居已报警,警方也展开调查,但那位邻居却因此几乎丧命,毒贩要把她从楼上丢下来,幸好有人经过才没发生不幸事件。你说我怎能放心让孩子自己在小区里玩呢?万一交上损友,打架、抽烟、酗酒、吸毒、偷窃等,后果不堪设想。”达伦说。

达伦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大女儿满21岁、开始工作的时候,申请购买自己的组屋,但这也意味着女儿将来婚后,不能自己另组家庭,必须跟达伦住在一起,因为建屋局规定,每人只能拥有一套政府组屋。

担心与陌生人住 遭谋杀都可能!
穆丁一家七口住在租赁组屋已近10年,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的妻子是外国人,目前所持的长期探访准证使她无法在新加坡工作。他们的老大和老二在国外出生,回国后因负担不起外国学生的学费,当时就读小六和小四的孩子被逼辍学。穆丁虽然是新加坡公民,但因没有及时通知大使馆,孩子的国籍出现问题,多年来一直上诉并寻求议员帮助,现在两个孩子已十七和十九岁了,尚在等待公民权。夫妻俩一直鼓励失学的孩子在家自学,希望他们在成为新加坡公民后,可以工作帮助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其实,不少低收入的家庭跟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外籍配偶因准证问题无法工作以减轻经济负担,孩子因国籍问题而失去教育机会。

由于年轻时薪水低,新加坡经济起飞后存款贬值不够养老,“贫民窟”里有很多七、八十岁的单身老人还在工作。在租赁组屋住了近半个世纪的李女士今年80高龄,基于健康的缘故,她在几个月前离开她服务多年的岗位。“我同住的朋友在一年前过世,建屋局规定必须两人合租,我非常担心跟陌生人住在一起,怕相处不来。两年前发生老人谋杀同屋的事件,更是令我毛骨悚然。”近年来,老人与同屋起冲突的事件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李女士的担忧不无道理。

新加坡有些中产阶级从未到过“贫民窟”,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小区,他们对低收入群体一无所知,已不足为奇。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及不同经济阶层间的交流,新加坡建屋局曾计划将租赁单位和个人购买单位规划在同一栋组屋里,无奈基层反对声浪太大,中产阶级担心组屋价格受影响或孩子受到不良影响,而暂时搁置。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好的措施,分散集中的低收入家庭将有助减少各种社会问题、改善孩子的成长与学习环境、增加社会流动性,而新加坡“贫民窟”也将随之销声匿迹。

為了讓孩子們有較好的學習環境,“貧民窟”家長把樓梯間改造成孩子們學習和玩耍的地方。
为了让孩子们有较好的学习环境,“贫民窟”家长把楼梯间改造成孩子们学习和玩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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