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攝影：黎瑾佩

新加坡“貧民窟”
眾人富貴唯我窮

“新加坡有窮人嗎？”答案令人驚訝。然而，放眼天下，就算在西方先進國，一樣有餐風露宿的街頭流浪漢；新加坡有“貧民窟”也不出奇，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每當我提起新加坡的貧窮家庭或毒品猖獗的“貧民窟”時，不少旅居或移居新加坡的外國人，甚至一些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都滿臉驚訝地問我：“新加坡有窮人嗎？”“新加坡執法如此嚴厲，怎麼可能有毒品？”

 可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加坡是囚犯佔人口比例位居全球第三的先進國。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更曾表示，80%本地囚犯是癮君子或有毒品犯罪前科。而為數不少的囚犯，更是來自新加坡的“貧民窟”。

在新加坡有20%的人口住在私有房產裡，即公寓或有地房產；另外80%的人口住在政府組屋裡。而在這80%裡，有10%的人不擁有任何房產，他們住在向政府租借的租賃組屋裡，也就是所謂的“貧民窟”。

一般人不易察覺租賃組屋的存在，因為新加坡建屋局把租賃組屋跟一般個人購買的組屋規劃在同一個小區裡，而且它們的外觀極相似。只有當你進入建築內部，看見走廊上的垃圾、聞到電梯裡的臭尿味、走在建有數十個單位的長廊時，你才會知道那是租賃組屋。新加坡目前約有三百多棟租賃組屋（大概五、六萬個單位）分佈在全島。按建屋局的規定，每個單位至少兩名住戶，因此保守估計至少有十萬人住在“貧民窟”裡。

目前經合組織（OECD）以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一半以下為貧窮線，有別于其他先進國家或地區，新加坡政府不願設立貧窮線。按照新加坡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前部長陳振聲的說法，不設貧窮線是因為不想把收入在貧窮線以上卻需要幫助的人拒之門外。他認為賦予貧窮較廣的定義，將能更好地反映不同的需要，並針對不同的群體提供不同的幫助。新加坡2017年的收入中位數為新幣4232元，中位數一半是新幣2116元；而申請新加坡社區關懷援助計劃的人均收入及家庭月入的頂限，分別為新幣650元及新幣1900元。換言之，新加坡認為月入新幣650元以下的個人屬于低收入群體，這與國際間取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一半的算法相差甚遠。

貧富懸殊翻身不易！

租賃組屋是新加坡建屋局提供給買不起組屋、沒有家庭支援或其他住屋選擇的低收入群體的住屋選擇。建屋局把租賃組屋申請者家庭月入頂限設在新幣1500元，合同期限為兩年。新幣1500元的頂限，對四個人的家庭來說，人均收入是新幣375元；而對九個人的家庭而言，人均收入僅有新幣167元。一些月入高于新幣1500元的低收入家庭，迫于無奈只能寄人籬下或在公開市場租房。公開市場一間房的月租約為新幣500元，一般不允許烹飪，對洗衣次數、租房人數也有所限制；一整間組屋的月租則約新幣2000元，相當于一個低收入家庭的總月入。或許建屋局可考慮提高新幣1500元家庭的月入頂限，或改為人均收入頂限。

租賃組屋月租為新幣26元至300元不等，租金視收入而定；收入越高則租金越高。一些租戶缺乏提高收入的動力，因為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最終將成為租金。新加坡政府明白這項措施帶來的反效果，因此讓家庭月入從800元以下增加至801元至1500元的租戶，享有兩年不調整租金的緩衝期。但據知情人士透露，真正能獲得建屋局暫免加租的租戶寥寥無幾，因此有些家庭為了繼續留在租賃組屋，棄全職而取兼職的工作或只幹點雜活。

新加坡如其他大城市，貧富懸殊，最底層20%的人口，所擁有的財富僅佔全國總財富的1%。一些低收入家庭，三代人都住在“貧民窟”裡，似乎很難走出這惡性循環。當然，也有一些走出“貧民窟”甚至晉陞收入頂端20%的成功案例。為了更深入瞭解“貧民窟”居民所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記者走訪了幾個不同地區的“貧民窟”，同時訪問了幾戶人家。

貧民窟案例：

屋窄床虱為伍 部分家人睡走廊
在租賃組屋的走廊上，偶爾會發現幾張躺椅。這些躺椅到了夜晚，都變成了睡床。租賃組屋只有兩種格局，一房式或兩房式（一房一廳）。一房式的組屋，吃飯、睡覺、看電視、做功課都在同一個空間裡。訪客幾乎可以一目瞭然，完全沒有隱私可言。兩房式的組屋，只有三人或以上的家庭才能申請。對一些比較大的家庭而言，一房或兩房的空間不足以容納八、九個人，因此走廊便成為部分家庭成員的棲身之所。

為了讓人民有更舒適的居住環境，今年五月份，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項新的法令，規定個人出租三房（兩房一廳）或更大的房型，住戶的頂限為六人，一房或兩房式的頂限則為四人。遺憾的是，這項措施只針對個人擁有的房產，不包括租賃組屋。

我在走訪租賃組屋時，認識了一位長居走廊的朋友，阿莫。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為什麼要住在走廊呢？阿莫說：“我媽吸毒，警察經常到家裡找她。我不想被牽連，迫于無奈，只好睡在鄰居家的走廊。”阿莫跟其他流浪漢一樣，到公共泳池洗澡。由于沒有固定住所，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

艾尼家門口也同樣放了一張躺椅。艾尼的丈夫過世以後，她與四個孩子及弟弟住在一房式的租賃組屋裡。艾尼的弟弟因病需要她的照顧，但一房式的空間太小，他只好睡在走廊上的躺椅。當詢及艾尼住在租賃組屋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她說殺不盡的床虱（臭蟲）是她最大的困擾之一。當發現床虱的時候，不得不把傢具丟掉、進行除虱，在更換了一輪傢具後，床虱又從鄰居家爬了過來。在過去的十多年，她與床虱之間的拉鋸戰，從未停止過。艾尼目前正申請兩房式的租賃組屋，好讓她的弟弟睡進屋裡，但她說只能搬到比較偏遠的地方如烏蘭、榜鵝等，因為市中心的租屋租金較高。

怕孩子誤交損友 堅持閉戶學習
達倫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她在十年前與丈夫離異，帶著三個孩子開始了她的單親生活。前面兩年多的生活苦不堪言，與另外一個家庭合住在一房式的保護所裡，常因共用一個空間而起衝突。建屋局規定在出售組屋後的30個月內，禁止申請租賃組屋，不少單親家庭在離異售屋後，除了面對找工作、找托兒所或托管中心的困擾，還需面對住房問題。

當她成功申請到租賃組屋時，生活總算有了起色。達倫的三個孩子，一個畢業于理工學院，一個在大學深造，小兒子還在念小學。

 為什麼達倫的孩子比一般“貧民窟”的孩子成績優秀呢？達倫說為了避免孩子受環境影響，她不讓孩子跟社區裡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耍。雖然家裡空間有限，但達倫還是堅持騰出一個空間讓孩子學習。

“我們小區最近流行一種新的毒品，叫魔術菇，價格低廉，而且尿液檢驗不出來。雖然知情的鄰居已報警，警方也展開調查，但那位鄰居卻因此幾乎喪命，毒販要把她從樓上丟下來，幸好有人經過才沒發生不幸事件。你說我怎能放心讓孩子自己在小區裡玩呢？萬一交上損友，打架、抽煙、酗酒、吸毒、偷竊等，後果不堪設想。”達倫說。

達倫目前最大的心願就是等大女兒滿21歲、開始工作的時候，申請購買自己的組屋，但這也意味著女兒將來婚後，不能自己另組家庭，必須跟達倫住在一起，因為建屋局規定，每人只能擁有一套政府組屋。

擔心與陌生人住 遭謀殺都可能！
穆丁一家七口住在租賃組屋已近10年，他是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他的妻子是外國人，目前所持的長期探訪准證使她無法在新加坡工作。他們的老大和老二在國外出生，回國後因負擔不起外國學生的學費，當時就讀小六和小四的孩子被逼輟學。穆丁雖然是新加坡公民，但因沒有及時通知大使館，孩子的國籍出現問題，多年來一直上訴並尋求議員幫助，現在兩個孩子已十七和十九歲了，尚在等待公民權。夫妻倆一直鼓勵失學的孩子在家自學，希望他們在成為新加坡公民後，可以工作幫助改善家裡的經濟條件。其實，不少低收入的家庭跟他們面對同樣的問題，外籍配偶因准證問題無法工作以減輕經濟負擔，孩子因國籍問題而失去教育機會。

由于年輕時薪水低，新加坡經濟起飛後存款貶值不夠養老，“貧民窟”裡有很多七、八十歲的單身老人還在工作。在租賃組屋住了近半個世紀的李女士今年80高齡，基于健康的緣故，她在幾個月前離開她服務多年的崗位。“我同住的朋友在一年前過世，建屋局規定必須兩人合租，我非常擔心跟陌生人住在一起，怕相處不來。兩年前發生老人謀殺同屋的事件，更是令我毛骨悚然。”近年來，老人與同屋起衝突的事件有逐漸上升的趨勢，李女士的擔憂不無道理。

新加坡有些中產階級從未到過“貧民窟”，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個小區，他們對低收入群體一無所知，已不足為奇。為了促進社會和諧及不同經濟階層間的交流，新加坡建屋局曾計劃將租賃單位和個人購買單位規劃在同一棟組屋裡，無奈基層反對聲浪太大，中產階級擔心組屋價格受影響或孩子受到不良影響，而暫時擱置。我個人認為這是一項好的措施，分散集中的低收入家庭將有助減少各種社會問題、改善孩子的成長與學習環境、增加社會流動性，而新加坡“貧民窟”也將隨之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