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7日，我在上海回來不久，即完成《夏宇在上海Sasha’s 酒吧》，一篇大約1800字的散文，發表在《星洲日報》。10年后的2014年10月31日，我的《在上海的莎莎酒吧讀夏宇的Salsa》發表在《中國報》，文長1200字。我在2014年寫第二篇酒吧與夏宇，全忘了這個題材我曾處理過。

第二篇莎莎的出現，仿似在另一個平行宇宙裡寫作。情形有點像《紅樓夢》，金陵（今天的南京）有個甄寶玉，北京有個賈寶玉。在第五十六回，甄寶玉前去拜訪賈家，前個晚上，甄寶玉便出現在賈寶玉的“夢中夢”裡。第二天甄寶玉到訪，探春惜春幾個姐妹，根本看不出甄賈兩位公子有何不同: 他們的言行舉止優雅，氣質一模一樣。

我曾反覆寫“時間”這個主題，幾十年寫過十五首端午詩，但那是有意識的“主題創作”不是改寫也不是衍義，不存在“來世”（afterlife）的可能性。

著重歷史背景書寫

我的第二篇莎莎，是第一篇的延伸、發展，倒真的像是2004年文本的“來世”。德裡達(Derrida）與班雅明（Benjamin）先后指出“翻譯是文本的來世”（translation is the Afterlife of the Text），我的第二篇莎莎才是文本的來世。我的看法是：只有“再寫”與“改寫”始能創造文本的來世。翻譯如果成了意譯，它就有成為文本來世的可能，像林琴南的意譯、改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elias），《茶花女》是法國名作家小仲馬的成名作。

2004年那篇莎莎“祖本”，我用開麥拉的移動、鏡頭的推前，介紹衡平東路一排的咖啡廳、酒吧與異國餐館的形象與情調。我的書寫著重在莎莎酒吧那一帶的歷史背景，與民初風雲人物的聯想。我重視硬體設備與建築觀瞻，還有人工打造后的新貌。鏡頭甚至八卦到走進酒吧，看食品的價格：

“Cappucino一杯人民幣三十九元，端到桌上，你輕輕啜著，對著仿古煤油燈盞，裡頭燃燒著臘燭，昏黃燈暈下最容易產生艾因斯坦的光學幻象。坐在角落那些幢幢的身影，可能有田漢、穆時英、葉靈鳳、張資平、林徽因還有尚未南徙的郁達夫。……一個國字臉，留八字須的中年漢子向你走近，光影搖晃，剎那間你還以為魯迅本尊顯形現身。是我的錯，我沒提醒你魯迅寫過文章罵文人泡咖啡館是浪費時間，可魯迅本人也喝咖啡，正如他嚴斥線裝書是陳年舊物，自己卻一直在讀線裝書。”

顛覆前人自創一格

10年后，我再碰莎莎，重點在夏宇的詩集《Salsa》。我用敘事兼且抒情的語調，從容不迫的帶出夏宇的作品：

“……我翻著夏宇的Salsa，朗誦了夏宇的一首的詩：那些離開現代美術館被一幅／倒掛的畫所傷的人匆匆／回家以后坐在椅子上想／想很久／然后聆聽一段貝多芬／永不更改的田園／永不凌遲的田園。天亮。我們走出東平路，走進衡山路，歷史打了個轉，步入晨曦。”

2004的第一版混凝了地誌學與歷史回憶，來世版則是不折不扣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或者對作品的評述，不必一定要用硬橋硬馬的學術語言，印象式、欣賞式的夾議夾敘，未嘗不可。王德威的評論，像〈從頭談起〉、〈賈寶玉坐潛水艇〉，這些高頭講章，題目都不學術，議論的方式近乎抒情寫意:

葉玉靜的〈錦繡天衣——論王安憶的《長恨歌》的女性書寫〉: “在這部398頁，40余萬字的長篇小說中，王安憶苦心經營出離她已遠，卻思慕甚深的大時代裡的大城邦。一個有風情、艷情，卻獨缺感情的城。……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無處不在的是老去的日光，隱約的月光，顏色一年深似一年的爬牆虎，終年流蕩粥似的燈光。”

時代變了，從題目到內容，從語調到情韻，都可以顛覆前人的規矩，自創一格。文本可以衍生另一個文本、又再衍變出另一個文本。王安憶的《長恨歌》，會不會令你想起它的前生，張愛玲的《第一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