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是莫言的长篇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经过跟阎王伸冤后，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和故土。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也就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莫言的小说，大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生死疲劳》是其中标志性建筑。莫言这1950年代出生的人，是“革命历史主义”的受害者。毕光明认为，“当历史经过进化论、阶级论‘打扮’过以后，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和人的生活就被高度简化并失真……于是现实生活与生活主体亦即历史主体——人，完全离开他的自在性与自为性，成为一个历史戏剧脚本和这个脚本中的一个远离自我本性和欲望的‘角色’。人生就这样被历史所导演。”（2006，第46页）

莫言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源自童年的际遇，那是莫言小学时，在他学校旁就有这样一个农民，他以个人力量与公社化这个农民运动对抗，一直咬紧牙根，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然而，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却显得非常顽固、离群、极端，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做出巨大牺牲，连年纪尚小的莫言，也盲目地“与其他孩子一样，对这个顽固坚持单干的农民充满反感和歧视”（2010，第73页），甚至“参加了对这个单干农民抛掷石块的恶行”（同上）。这就是书中另一主人公蓝脸（大头婴儿）的原型。

坚持与公社化这农民运动对抗的蓝脸／西门闹，在这个以“革命”为剧名的历史戏剧里，现实的历史与观念的历史不能不被割裂，现实的人生与被派定的阶级角色不能不发生分裂，“处在这二重世界里的‘人’，因失去固定位置和姿势而只有等待无法预知的‘错位’的冲击，领受的是比毁灭更可怕的恐惧。” （毕光明，2006，第46页）。

莫言的记忆从童年开始，在小说书写中一步步追溯半个世纪以来土地改革对老百姓的伤害。对照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生死疲劳》貌似文字游戏的做法，揭示了现实存在的深刻内涵——许多荒诞无理的事件，周而复始在世界重演。

小说中生者与死者、人类与动物的对话，并非巫术通灵，而是老百姓现实中所承受的恐惧和无力感，是立足于现实的感情。莫言用了“六道轮回”是深入民间的说法，也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想法，长时间占据相当多老百姓的心灵。“六道轮回”，为农村每个改革时期所必经的“非人道轮回”如何折磨老百姓作了注脚。阴阳轮回，人畜转世的怪异、变形、荒诞的魔幻情节，充满灵异奇幻的想像成分，让《生死疲劳》成为充满奇趣的现代中国《变形记》。

卡夫卡《变形记》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作品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陪衬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的，产生“虚实相照”的效果。《生死疲劳》的艺术特殊何尝不是如此？不管主角如何变形，人生，被荒谬的历史所导演，始终是难以扭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