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时期，我不算坏，但也不算乖。小学时我被老师鞭过无数次，对于手指关节淤青或身上纵横的鞭痕都是一笑而过，完全不会留下什么阴影。我对体罚看法是，教无定法，如果出发点是善，体罚能让学生改过，那就是得法。我的好友对此持完全相反看法，若看见这篇文章肯定又要约谈我做思想工作了。

在我的求学年代，小学生被鞭打是常态，是另类爱的教育。中学时期我也没有幸免，当时的校长是教育界风云人物，铁腕政策之下哀鸿遍校。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在学校不算风头人物，但几乎人人都认识我。我负责在周会领诵国家五大原则、唱国歌、参加无数口才比赛，更是校园摇滚乐团主唱。高人气和被校方打屁股一事搅和起来产生了奇怪的化学作用，它影响了我今天的性格，也为我日后成为一名不按牌理出牌的老师埋下了伏笔。

成为读经班老师

我没有进入师范学院，当不成老师。我丢下SPM最后一张考卷当天去了电影制作公司HVD试音，初试啼声后马上开工，当上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志愿”作文里的配音员。多姿多彩的配音工作给了我多姿多彩的生活，想当一名老师的想法，却还在心深处，像一颗种子等待浇灌一样静静躺着。

有一次，同行李进文找我去录音，灌录弟子规和四书原文，她说这是给小朋友听的，也是给老师的一个朗读示范，所以务求尽善尽美。“我可以教吗？”我主动地问。“但我不了解其中意思。”进文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不必解释，只要导读就可以了。我就这样加入了马来西亚第一批读经班老师的行列，颠簸前行。

负责指导我这个门外汉的是宋宝兰老师，她也是我的同行前辈宋美兰的妹妹。当时没有想过从白炽灯的配音间，全情投入到日光灯的教室去，我只答应教两个月。没想到这一答应，就让种子发芽了。由于我不喜欢礼教的约束，也认为自己的性格无法为人师表，我当时提出一个条件，学生不可以叫我老师。宋宝兰老师是个狠角色，她听了之后没有给我什么反应，转头告诉学院里的老老少少见到我一定要叫我老师，叫到我回应为止。我对宋宝兰老师，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是她把我从里到外改造成为一名老师。结果我教了14个月才离开。

经过长时间的经典熏陶，我觉得自己乖了很多，但再怎么乖也无法改变我过去的不乖。现在，我虽不算正规老师，只是一名教口才艺术的老师，不敢说自己对教育有什么精辟见解，但我对于不乖的学生，总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有些家长会提前告诉我他的孩子很不乖，要我有心理准备，我说正好我有一些从不乖到乖的心得想跟他分享，谢谢你送他来我这里。

虽然成长于不同时代，我却能在不乖的学生身上找到一丝共同的革命情感。我很难跟没有不乖过的人解释这种感觉，就好像很难告诉你丹田在哪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