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别4个月后，我回到厦门，值冬季气候凉爽，虽有冷空气，但气温不低，15度而已，一件薄外套就够了。我在厦门度过4年，这个年份不长不短，可以算是移民了。所以厦门对我而言，不是旅游胜地，是曾居住生活过的城市。

我重返厦门集美出席婆罗洲研究国际研讨会，与一众国内外学者及砂拉越华人协会的理事们共同讨论砂拉越研究的相关议题。与其说这是会议，它更像是对话会，尤其和历经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过程的前辈们讨论那段时期的历史，除了添加历史的现场感及敏感度，还需要斟酌字眼。

有一位同行使用了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马上在问答环节被纠正。在砂拉越人眼里，“加入”意味你是主我是客，彼此不对等，“参与”或“联合组成”是他们可接受的字眼。

社会处境焦虑

然后我们好几位西马的同仁被主持人点名，发表自己对目前盛行的“砂拉越人的砂拉越”觉醒运动的看法。场面颇为有趣，近似表态，东西马人对国家认同与族裔问题认知的区别非常大。

我受邀去另外一所大学发表演讲，谈马来西亚大选现况分析，中国学者及研究生反应热烈，问题大多集中在为何马来西亚民众这么容易被政治领袖带动起来。这些疑问背后折射中国当下政治社会处境的焦虑。

消解民怨有效

中国由于是一党专政，虽然它对外宣称是多党制，但是其余的“民主党派”仅是陪衬而已，并没有实质政党竞争。因此许多社会矛盾，无法藉由政党之间的沟通来处理，民意、民怨只能藉由网络或民众自发的聚会来表达不满及抗议。

这类“群众事件”目前是处在一种相当松散的方式，中国政府也严防类似“群众领导人”出现。各级机关领导人的考核指标中，“群众事件”的处理非常重要。

中国虽是垂直式由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行政资源，但是他们治理方式的灵活，就表现在防范与及时处理，虽然有些方式可能治标不治本，但消解民怨的积累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