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曼大学高级讲师
土团党副主席阿都拉昔发表了要把利益输送给基层领袖，才能在选举中获胜的言论。言下之意，即是要利用执政党手中的权力与便利，建立起官商“合作”利益输送链。在这里，我们不予以任何个人或政党以主观及负面的评价，因为这些老生常谈往往只涉及了问题的表面。我们不禁要质疑，为什么马来西亚已经经历了政党轮替，却依然活在贪腐的阴影之下，难以自拔。

显然的，问题不出在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总不能说马来西亚人都贪污，或政客都贪污，这无疑是偏执的指控。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着眼于马来西亚的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与社会制度设计，并希望于其中找出贪腐的根源。

要解决贪腐问题，首要要做的就是找出贪腐背后的动力和动机。马来西亚的市场截至目前为止，依然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在市场中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即所谓不完全的“自由市场”。从侧面来看，政府干预为市场带来了绝大部分的推动力，填补了尚未成熟私人企业那部分的资本的滞空。这无疑为马来西亚短暂的收益创造了先决的条件，但其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却远远超越了其所带来的益处。

在政府干预市场的过程里，会把一些有潜力但无实力新兴企业挤出竞争，这会为自由市场带来经济纽带的扭曲。同时政府与市场的整合过程里，由于容易出现许多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会引发寻租(rent seeking)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问题。

寻租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有的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捞取好处，有的企业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它稀缺的经济资源。

此举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对既得利益进行的再分配的活动。

扭曲市场的自然发展

因此，真正问题出在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大大扭曲了市场的自然发展。这其中涉及多数是政府的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会直接影响政府的职能和其社会影响力，由于牵涉许多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大大减小了折中可能性。所以只要贪腐的动机和充分条件存在，要解决政客贪腐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从制度设计上着手。

第二，马来西亚公共体系的不完全的劳动分工程度与专业化程度，不仅导致了政府的低生产力而且为贪腐提供了激励机制。在马来西亚的一条铁律就是，如果你的价格弹性低而想要优良的服务，私人界永远会是你的首选。这一点明确地指出了公共体系与私人企业相比是极低效率及竞争力的。

在政府部门常见的现象是，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东边的当职公务员让你去西边的，而西边的又让你去东边的。职能的模糊性仅仅是不完全分工与专业化的缩影。马来西亚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及政府吸纳大量的公务员无疑导致了资源的分配无法达至最优解，反而达不到规模效应。

一个同样的员工去到新加坡从事同样的工作，薪水也会比在马来西亚高。这是因为个别人的技能和智商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远不如复杂的分工网络对生产力贡献来得重要，而分工的发展能使个别人有限能力加总后比个别人能力的简单加总大得多。当一个体系里的分工网络十分发达后，生产率就会有显著的提高。此时即使是干着同样的工作，也会由于全社会收入均等化而获得比现实更客观的收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的公务员与官员的薪金比马来西亚高得多，而且效率也更高。贪腐的爪牙也难以在新加坡这弹丸之地扎根，因为可观的收入使得贪腐所获取利益显得更微不足道。与此相反，受贿所能带来收入对马来西亚的公务员与官员来说是相当具有诱惑性的，因此在一番理性衡量后，他们会欣然违法，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司法是否具备绝对的独立性，即当权者是否有权干预司法，我想答案是有所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