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脱离大学生活后，一系列人生训练、社会历练，排山倒海接踵而来。从大学毕业至今已三年，时不时还会午夜梦回，回想自己三更半夜走在宿舍外游荡，偶尔遇见朋友，一起到附近24小时嘛嘛档，聊通宵。在那时期，很多时候都很迟睡，大概是对一本书着迷，对电影着迷，尽可能让自己成为被知识、被所知灌满的人。

回到当下，工作后，匮乏感比任何饱满的感觉还要饱满，这种匮乏感填补了生活的每一道缝隙，就好像从来都不曾离开过。工作后，购书欲望仍有，看电影的欲望仍是有，但休息确实是可贵的，荒废起来就不能回头了。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旦作息形成制式后，就会不如以往灵敏。可能也是这样，近期也意识到，工作后，每天的准时起床就像身体长期被闹钟铃声敲醒的同时，也被埋进另一个闹钟。在这个劳动至上的社会，掌握资本的人、大多数人会把这种生理压抑当成“勤劳”的颂赞，我姑且认为这是奇怪的逻辑。

但是，想起那个无限放任自己的大学生活，就像在打脸自己的过往。那个狂翘“早八”的大学时代，闹铃只不过是让自己道德感没那么低落的假安慰而已。我完全没有在顾及，到底翘课会带来什么后果？当时，“爽”占据了大学时代的全部。

工作后，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慢慢隐退，甚至回到老师手上。在世俗压力的挤压下，我们关切的课题，都会在深夜无法入睡的时候，来到眼前。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家庭议题。

好比说，我们成长后，逐步从家庭中解放，也逐渐意识到自我为生命的中心。当然，我们必然会感恩父母一路来拉拔我们成长，因为他们不断提供资源保全我们的生命。可惜的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也不断灌输有待辩证的、或完全不值得鼓励的价值观给我们，如此种种并不值得骄傲。有时遇到一些人，很常在我们身边宣导“家庭是你背后的盾，不要放弃你的家庭，你要义无反顾地爱他们”。

这些人的生命，往往是喜悦的，另一方面，他的生命也可能遗传了思考怠惰。是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一直感知幸福。我记得，爱丽丝门罗在《逃离》说过：“家庭就是血液里流动的毒药。”在每个睡不下的夜晚，这些价值观命题，就像一大块空洞迫使我们去面对，然而，时代和时代之间有一道鸿沟，上一辈的人，在资源匮乏之下，也许也没办法去直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