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友人问我：“你来过多少趟？”

“至少一百次。”我回答。

是的，数不清的，我和韩国结缘，从当学生时背包旅行开始，后来又自己去玩了，再下来是为工作。当年拍电影，遇到有雪景时，制作费大的就去日本，低的便去韩国了；在首尔附近的雪岳山，我到过不知多少回。加上亚洲影展，把香港电影的版权卖去，去那里拍旅游节目，后来带旅行团等等等等，真的上百次绝不出奇。

和一个地方结缘，也要看运气，我每次去的经验都是好的，结交的朋友，更是有趣的居多。对于他们的食物，我了若指掌，非常非常欣赏，回到香港两三个星期不尝，便浑身不舒服。这几天假期，太远的地方不去，也到九龙城的一家叫Kim’s Garden大喝马歌里土炮，大吞Kimchi，才大呼过瘾。

对韩国的这种情怀，不是经过长时间，是培养不出来的。前几天写文章，提到初次去当年的汉城（现今首尔），结交的一群山东朋友，更勾引出许多难忘的往事。

当年在日本有个同学叫王立山，我在邵氏驻东京办事处工作时，也就请他来当助理。王立山是位韩国华侨，姐姐还在汉城开馆子，那时候的华人，几乎都是卖炸酱面的。和王立山飞抵金浦机场后，白天到处玩，晚上就在馆子里的餐房打地铺。

王立山的一群老朋友都来请我们吃饭喝酒，印象最深的一个断臂的画家，一个在电台工作的鞠伯岭，另一个也是开馆子的老曹，大家说的华语满口山东口音，把“吃”说成“吃”，年轻人没有苦恼，一切以“吃之”解决。

五十多年前的汉城，人民穷困，衣服还是破烂的，这群友人算好，都穿得光鲜，带来的韩国女朋友也都长得高大漂亮，不过没有钱去整容。

到百货公司新世纪，里面的女售货员都精挑细选出来，那是要得到一份工作都不易的年代。在街上走走，也发现美女比东京来得多多声。

“怎么样，喝杯咖啡去吧？”对外国人感到好奇，很容易说服。韩国女人比男人多，韩战之后当兵的多数死了，女的为数加倍，年轻男人身旁没有女伴，像是说不过去的。

有些友人胆子太小，口才又是不佳的话，只有去明洞找了，那里的“半岛酒店Bando Hotel”前面到了晚上有几百个女人聚集，要找到一两个美的绝对可能，而且，那是天真的年代，有什么事打一两针盘尼西林即刻解决，不会因为爱滋病而死。

没当成韩国女婿

战后经济最差时，都是女人出来赚钱，男人们都躲到哪里去了？这种现象全世界都是一样。女人，还是最坚强的动物，在最贫穷困苦的时候，都要靠她们来养家。

我们当然比韩国男人占优势，至少不会对女人呼呼喝喝。在她们的眼中，我们像是男人看到苏州女子，是有礼的，是温柔的，到了午夜醒来，还可以看到她们以爱惜的眼光望着你。

女友是在晚上结识的，到了半夜十二点有戒严令，不准在街上游荡，喜欢出来饮酒作乐的良家妇女找不到德士回家时，就随你回酒店过夜，当然不是每一个都肯，但对她们客气一点，总有胜数。

欢场女人不是不结交，那是后来的事，工作时的朋友，像申相玉导演，一定会招待我们去伎生馆，那是位于山明水秀的高级娱乐场所，伎生并不陪客人睡觉，谈谈恋爱倒是可以的。

韩国女子最爱有才华的男人，当你指手划脚地把到世界各地旅行的故事告诉了她们，都会对你另眼相看，有时候还会带你回家，这时由她们老母做的菜，虽不是什么山珍野味，但是倾家荡产地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搬出来。吃了不知道多少餐，结果都逃之夭夭，没有当成韩国女婿。

拍电影的工作人员都是刻苦耐劳的，其中有不少女性，化妆梳头的都是女的，多数长得漂亮，当我们爬上高山时，她们都会自动地替你把重的东西搬上去，又见你工作时不顾身分协助大家时，又爱得你要死。

寒冷的天气中，她们的双颊的确红得像个苹果，昼夜不分地工作时，一点抱怨也没有，这时她们更加美丽，加上敬业乐业的精神，我们也爱她们爱得要死。

韩国女人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是她们敢作敢爱，爱的时候会用言语表达，不像日本女人那么不作声，她们常会大声地Yobo、Yobo喊了出来，也不怕墙壁那么薄，邻房的人听得到。翌日，若无其事，照样工作。

俱往矣，当今的韩国女，有些已经像“我的野蛮女友”的主角，但比起其他国家，还是值得交往，至少不会像美国的男人婆。她们过惯没有佣人的传统，会顾家的。

吃的东西都比从前好得多，尤其当今米其林三星的几家餐厅，是以往吃不到的。可是，还是怀念从前龟背火锅的廉价牛肉。原汁原味的Kimchi味道始终不变，我对韩国的情怀，也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