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0日讯）SR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拿督苏柏说，在反贪会开始调查SRC事件后，他在2015年曾主动联系反贪会，以提供SRC相关资料，但在准备应约时，却接获自称为反贪会代表的不明人士来电，要求他不要赴约并离开我国，他基于对此事和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掌权感到害怕，因此协同妻子潜逃到曼谷。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涉及7项SRC公司控状案进入第29日审讯，苏柏是控方第42名证人，主控官拿督依萨副检察司询问他是否知道不明人士身分时，他回应他并不清楚，依萨继续追问种族时，苏柏回应，对方是以马来文交谈。

依萨询问为何苏柏会害怕纳吉，他回应，他当时接到SRC总执行长兼董事聂法依扎的来电时，被告知SRC事件与纳吉有关；随后就决定潜逃到曼谷。

与妻逃到曼谷

“我当时和妻子在曼谷住了约1个月，所有费用都是自行承担。”

他指出，他在曼谷曾与1名泰籍男子会面，对方给他与妻子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的机票，当他抵达目的地后，被带往酒店住了1个星期。

“所有机票和住宿费用已经被安排好，但是我并不清楚背后金主的身分。”

他续说，随后他们就搭飞机重返曼谷，之后回马。

苏柏在接受依萨引导供证时指出，他在大选之后，接获聂法依扎来电，指示他再度离开大马和避开执法当局的调查。

“我决定不再潜逃，继续留在大马协助调查。”

本案将于7月1日续审。

留董事局对海外投资负责

苏柏供称，虽然他认为SRC有做出一些不当举动，他并没有辞掉董事一职，因为他认为他应该对SRC在海外的投资负责。

“因此，我依然留在董事局，确保资金能够被带回。”

他在庭上提及，他知道纳吉任命他为SRC董事之一，自然也有解雇他的权力。

“我清楚和知道，纳吉掌握着绝对权力，去委任和解雇任何1名SRC董事。”

2.5亿拨款应先获书面批准

苏柏供称，SRC董事局当时同意拨款2亿5000万令吉予社会企业责任计划，唯他认为，这笔款项数目庞大，应事先透过现有程序取得书面批准，即董事局决议书。

他指出，SRC遴选Ihsan Perdana私人有限公司（IPSB）拓展其公司要进行的社会企业责任计划，而相关委任信是由SRC在2014年9月3日所发出。

他供称，委任信阐明，该笔款项的批准条件为IPSB需拟定社会企业责任计划以惠及人民，包括消除贫穷、准备日常用品、修缮与设立公共设施。

“聂法依扎提议SRC应该帮助东海岸的水灾灾民，并提议要委任中介公司（syarikat pengantara）以实行该计划。”

他提及，董事局已经讨论并同意上述拨款，也同意加快使用拨款，以尽快协助灾民。

苏柏指出，所有社会企业责任计划的拨款将被直接汇入IPSB银行户头，或IPSB所建议的接收者；一旦有剩余拨款，IPSB都必须退还。

“但据我所知，IPSB不曾回报关于该笔款项的花费情况，我不知道IPSB是否有退还任何余额。”

聂法依扎是纳吉SRC桥梁

苏柏供称，SRC董事局的任何决定都必须谘询名誉顾问纳吉；而他认为，聂法依扎则是纳吉与SRC董事局的“桥梁”，若有任何事情需要知会纳吉，都只会由聂法依扎去传达。

“有几次出现署名纳吉的信函或文件时，聂法依扎都会说，他会亲自把这些信件或文件交给纳吉。”

他也供称，曾对SRC的日常运作和精明审核事宜提出担忧；而聂法依扎总是一贯回应，事情已经讨论过，并获得“上头”批准。

“我认为，他指的‘上头’是纳吉。”

他举例，据SRC在2011年8月23日的会议记录，SRC董事沙鲁阿兹拉指出，将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贷款投资在阿布扎比的建议没有前景，他同意此事并建议要做出精明审核，唯据他所知，此事并未采取行动。

他再举例，SRC在2011年9月13日的会议上，聂法依扎提出在印尼投资的建议，而他提出看法指印尼的商业生态不同，要求SRC谨慎处理。

“虽然我是SRC其中1名董事，但我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或指示采取任何行动，因所有提出事项将被聂法依扎带给纳吉讨论和同意。”

40亿贷款90%投资外国组合

苏柏指出，SRC公司向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申请的40亿令吉贷款，大约90%是投资在各种外国投资组合，至于其余的大约4亿令吉，则是存放在该公司的银行户头，作为公司的营运资金以及国内投资用途。

“在这4亿令吉款项当中大约4000万令吉用作于购买产业，而产业之后脱售给SRC公司的其中一间子公司，Gandingan Mentari私人有限公司。”

他指出，SRC作为一家“策略资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7日，当时该公司的董事局成员全是由纳吉委任，纳吉身为公司名誉顾问，董事局会在经他的谘询（nasihat）下行事。

他证实，SRC公司董事局曾分别于2011年8月23日及2012年2月14日的会议上，讨论该公司向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申请第一及第二笔20亿令吉贷款，而此建议2次都是由董事之一的聂法依扎提呈，并表明将获政府担保。

他指出，上述贷款申请皆获得董事局的同意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