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莎阿南高庭宣判宗教学者万吉（Wan Ji bin Wan Hussin）在《1948年煽动法令》下的控状罪名成立，万吉被判入狱1年，经过辩方不懈的上诉，7月12日，高庭同意暂缓执行万吉的徒刑。2012年，万吉被指涉嫌在面书侮辱统治者，而抵触了《煽动法令》。然而作为一名宗教学者，万吉向来处事谨慎，发表任何言论都会引经据典，在此事件后的采访，他也同样引经据典以自辩。尽管他的言论未必完全准确，但至少是负责任的言论。

从万吉的遭遇可见两个端倪：（一）宗教的诠释权由特定的集团掌握，可以是任何马来民族为主的政党；（二）万吉的遭遇，说明了马来人、伊斯兰、王室的地位，是各马来政党用以“尊皇攘夷”的对象，希盟的马来政党一般上会冷处理此事，在民族主义的竞赛中，万吉只是一个被维稳的对象；若执政党立场放软，在野的巫统、伊党估计会籍此炒作民族情绪，以此阐述他们“忠君、护教、爱族”立场的正当性。

万吉的言论是否正确可取？笔者不敢妄下定论。但就此事而言，其启蒙意义不容小觊。主要是由于万吉身为宗教学者的特殊身分，使得他在诠释伊斯兰教教义方面有一定的份量，他以某中文报专栏为阵地，以回归经典的角度探讨各种宗教化争议，并提出了许多非主流的伊斯兰观点供非穆斯林读者思考。

宗教学者的特殊身分

在国阵时代，巫统曾与伊党展开过伊斯兰化的竞赛，使得本地社会的伊斯兰化在原教旨主义的泥沼里越陷越深，面对如此局面，万吉以文字与原教旨主义者展开了长期的舆论拉锯战。不幸的是2012年的一番言论让他惹了官非，却待在希盟执政后才被定罪。万吉言论的启蒙意义在于他试图以诠释经典的方式，力挽日益宗教化的不归路。

今年，万吉曾游走半岛多地开讲“认识伊斯兰·了解穆斯林”公开课程，以使更多非穆斯林朋友理解真正的伊斯兰知识，他所拟定的课纲也是有别于国教版本的伊斯兰知识，触及伊斯兰国的概念、清真的定义等课题。从他的备课可见，一个宗教得以不断进步，正是有一个不断诠释经典的宗教学者，只有百家争鸣，宗教才有进步的动力。万吉所坚持的信仰与信念，注定了他成为国家敌人的命运，他即不容于本族主流社会，也鲜为友族同胞所知。无论高庭的最终判决如何，他都极可能是希盟政权下的政治犯、异议者，只要恶法尚未废除，他绝非是最后一个。

《煽动法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新政府废除《煽动法令》等恶法的承诺一直原地踏步。笔者以为，我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早已为国民所接纳，一点异议根本不足以摧毁这个体制，就如赛·胡先·阿里的著作《探讨马来统治者存废问题》早已在书市售卖多年，国家政局也未曾因此书而地动山摇。尽管现行的《煽动法令》有明文说明“煽动倾向”和“煽动字眼”的定义，但定义范围模糊，且最具争议的是当局选择性执法的问题，例如曾散播仇恨的红衫军运动却不构成“煽动”，岂不怪哉？

可见《煽动法令》对煽动言论及行为的定义模糊，由此赋予当局罗织罪名的发挥空间，这类的罪名亦可称为思想罪，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互为表里，其中包括诠释信仰的自由，然而只要逾越了当局设定的指导思想框架，就犯了思想罪。

宗教学者的良心工作就是回归经典去探寻真理，回归经典可以避免特定的宗教集团扮演上帝，也是为了拒绝神权奴役而战。人无论信神与否，只要热爱真理和公义，就是有信仰的人，追求真理者可得自由；喜爱公义者，不会为了所谓的降妖伏魔而变成妖魔。万吉的言行让我们了解到回归经典去探寻真理才是正道，而非断章取义地“表演”自己的宗教狂热。

万吉的官司揭露了《煽动法令》的最大弊端，那就是无法给予“煽动”合理的解释和定义。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需要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才得以实现，而此刻的万吉正卡在专制恶法的关口上，《煽动法令》让大马的法庭沦为审理异端的宗教裁判所，这是国家无法伟大的原因。中国异见作家余杰的新作《1927：共和崩溃》就提到，1927年的中国并没有崩溃，反而是共和崩溃了。青年人入狱，老年人弄权，新马来西亚的崩溃，大可预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