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4日讯）前首相纳吉前特别官员拿督证人安哈里相信，该笔在泰华农民银行户头的资金来自刘特佐，因为后者曾在第13届全国大选前告诉他和阿兹林，该资金要在大选派上用场，以在槟城赢取大多数选票。

“但是刘特佐不曾解释如何得到这笔资金。直到今天我都不清楚该户头内资金的情况。”

他强调，他不曾从泰华农民银行户头提款作私人用途或把资金转至自己或他人名下户头，该户头完全由刘特佐管理和控制。

“从BSI转移资金至泰华农民银行并非我的意思。”

安哈里说，阿兹林之前也不敢过问，而他谨记后者的叮嘱，即有关户头或不仅作政治献金用途，若他质疑或反对这些机密事项，或将危及自身事业或地位。

他说，作为首相办公厅职员，没人曾质疑也不得质疑纳吉收取的资金来源，因为这样等于不信任。

他也在庭内核实一封志期2016年9月28日的信函，内容为指示BSI转移户头内88万4996美元78仙至泰华农民银行，并要求BSI关闭户头。

首办厅工作孤立式行事

安哈里指出，首相办公厅人员都了解他们的工作是以“孤立”（silo）的方式行事，且办公室主任也会这样强调，而纳吉也对此表示感激。

哥巴斯里南是针对证人周二（3日）供证时指出，他和阿兹林是在1MDB课题被报导后，才知道公司资金在国内外被挪用的问题，因为此前他俩的工作是以“孤立”方式被分配一事，询问有关工作方式是谁的主意，获证人给予上述回答。

此外，证人证实，保罗史塔登（Paul Stadlen）是纳吉的时任媒体顾问，惟保罗并不属正式的首相办公厅一员。

保罗任纳吉媒体顾问

证人于周二供证时说，刘特佐曾准备一些笔记资料，以让保尔史泰登准备传播计划。

安哈里继续供证说，他在首相办公厅负责媒体事务的责任包括管理纳吉的社交媒体内容，如面子书及推特，而他曾在那期间尽可频密地与纳吉交流，以让自己了解纳吉。

“我认为那是重要的，好让我自己可在发推文和撰文时，犹如他（纳吉）。”

纳吉是ORB Solutions唯一客户

安哈里证实，纳吉是ORB Solutions私人有限公司的“唯一客户”，而他担任该公司非执行董事的最主要作用，是向纳吉获取公司的开销经费。

他说，设立于2010年的上述公司，目的是推广“一个马来西亚”品牌，及作为负责1Malaysia.com.my网站相关事项及纳吉社交媒体事务的机构。

他披露，他是因作为纳吉时任特别官员，而受纳吉委任担任上述公司董事，以便成为该公司和纳吉的中间人，继而证实这家公司完全是为纳吉工作。

他说，与他同为该公司董事的诺海娜希拉娃妮也是该公司总执行长，当后者意识到公司开销经费近乎耗尽时，就会告知他，以便向纳吉获取经费。

安哈里说，他曾于2013年8月会见纳吉以申请额外款项，后者当时把一张志期8月7日，价值200万令吉的大马伊斯兰银行支票交予他，而他已不记得是亲自把支票交给诺海娜，抑或交给公司管理层。

“我不知道公司后来用那张支票做了什么。”

与刘特佐会面频谈纳吉家事

安哈里在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南引导下供证时说，当他和刘特佐会面时，对方会谈及纳吉家庭的事，而这是超出工作范围的，更多是关于纳吉家人及其家庭发生的事。

“比如说他会说他和拿汀斯里（罗丝玛）会面，以讨论策划下一个国外旅行。”

安哈里是在哥巴斯里南针对为何他在书面证词会提及刘特佐叙述纳吉家庭故事的方式，犹如刘氏身处纳吉和其夫人罗丝玛家庭的“核心圈子”一事时，给予上述解释。

证人披露，他和刘特佐交涉超过10年，但真正见面（physically）交涉大约达8年。

此外，安哈里指出，他和阿兹林一起共事大约7年，后者是一名对纳吉忠诚的人，且遵循纳吉的指示。

安哈里形容，阿兹林是一名谦虚、平易近人、有效率及聪明的人。

询及为何他会在其书面证词指阿兹林不可能未经纳吉许可就任意安排大马银行与纳吉会面，以安排有关纳吉在该银行开设户头的事宜时，安哈里回应指有关开设户头的提议并不是阿兹林所扮演的角色。

刘特佐策划重组1MDB下一步行动

安哈里在庭上核对一份题为“1MDB：下一步（董事局等）”的文件，证实该文件是刘特佐透过电邮或是亲自给他的谈话要点，以于2015年为1MDB重组计划策划下一步行动。

“当时出现撤换董事局成员的建议，将大多数来自私人领域人士组成的董事局成员，转为来自政府领域的人士，我的名字也曾被建议，但我没有被选上当董事局成员。

“依我所知，在此文件内的大部分计划都有落实。”

证人披露，上述文件显示刘特佐的计划及答案、遴选董事局成员、Petrosaudi课题、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Aabar发行债券的课题以及政府为担保1MDB所承担的债务。

“这文件只是让我留意而已，我在接获此文件后并没做任何下一步行动。”

安哈里证实，刘特佐曾准备一份题为：“应对涉及1MDB：尤其是其资产负债表”的文件，以在相关方面应对1MDB的课题，而证人也在庭上核实相关文件。

与凯敦任“不正规”协调人

安哈里说，他与凯敦（Khaldoon）在会面上达至共识，即两人将以“不正规”方式，作为大马和阿布扎比两国的协调人，只要协议获履行及大马能完成下次付款，议题就不会被带上国际仲裁庭。

他指出，这是在纳吉和刘特佐指示下，由他自行完成的一项特别机密任务。

他说，不带上仲裁庭的协议谈判，之后交给1MDB和IPIC的律师团处理，而他不时接获两造的最新进展，刘特佐也不时提供两造解决方案，这期间他主要与凯敦和马丁接洽以掌握对方的立场。

安哈里披露，理应在2016年尾前签署的协议，最终因为两国对数项条款无法达致共识而告吹。

他说，纳吉曾在协议需被签署的最后期限内，数次致电要求他概述双方谈判的最新进展，以便纳吉能议决下一步行动，唯当他于2016年尾在国外休假期间，凯敦亲自致电他宣布停止双方的谈判。

凭格式证实文件属刘特佐

安哈里解释，他是出于几项原因，能证实呈堂的多份文件源自于刘特佐，其中包括每次刘特佐、阿兹林和他3人展开秘密会谈商讨的事项，都与他透过电邮或刘特佐亲自交付的文件内容相符。

他说，从刘特佐发送文件的习惯，包括使用的字体、间距、英语用法、句子分段方式，以及大多数文件都没有志期等格式，即可分辨这些文件源自刘特佐。

他指出，刘特佐每一次传电邮文件给他，并要求他阅读和参考这些文件时，都会透过黑莓手机即时通讯软件（BBM）联系他。

“我用来收取这些电邮文件的电邮地址和密码，也是刘特佐自己提供的。”

阿鲁甘达对重组有意见

安哈里披露，1MDB时任总执行长阿鲁甘达曾对重组1MDB有不同计划，而刘特佐需要纳吉告知阿鲁甘达，要求阿鲁遵循1MDB的重组计划建议。

“如果阿鲁仍不同意，纳吉就要告诉阿鲁和刘特佐及我解决这个意见分歧。”

安哈里说，刘特佐是透过其“管理改革者”（management transformer）的电邮，即“[email protected]” ，于2015年4月22日，发送一封题为：“紧急：1MDB的重组计划”的电邮给他。

“这封电邮我是在阿兹林逝世的3个星期后收到，根据这封电邮，刘特佐要求我将此有关1MDB重组计划的附录，转给纳吉。”

证人披露，刘特佐指示他在通知纳吉前，先透过黑莓手机的即时通讯软件（BBM）发送信息给刘氏，因为刘氏要先告知有关重组计划的事宜。

“这封电邮之所以被发送，是因阿鲁甘达当时对重组1MDB有不同计划。”

1MDB Aabar将联合借240亿

安哈里披露，他曾接获一份志期2013年2月5日，由刘特佐提供的文件，并证实该文件是给予纳吉有关1MDB和Aabar将联合借贷60亿美元（约240亿令吉）的数据整理以及偿还有关债务的程序。

虽然如此，证人指他无法详细解释文件的内容，因为大多数涉及1MDB的问题是由刘特佐和阿兹林直接讨论，他只是促成他们俩会面的人。

“虽然我有身在讨论中，但我更多是陪伴阿兹林而已，正如我早前所解释，我对投资银行和企业金融较为不熟悉。

“我证实阿兹林曾参与此讨论，因为依据此文件，讨论是发生在2013年2月5日，当时阿兹林仍在世。”

安哈里说，由他和阿兹林获得的上述文件，是为了一旦在此问题被挑起时，他们俩可有所准备，并知道刘特佐有安排接下来的行动。

接获上百份指示文件

安哈里指出，自2009年开始，他和阿兹林就已对刘特佐提供的机密文件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已接获上百份类似文件，相关文件是由刘特佐亲自或透过电邮发送给他们，以执行其指示。

“这是因为当部分指示不能执行时，就会有新文件，包括谈话要点及行动计划，由刘特佐提交以更新其（早前）无法执行的指示。”

此外，安哈里披露，每当有讨论的文件时，刘特佐都会要求他们销毁有关文件，以不让文件在外界散播，惟他没有销毁部分文件，或是因他看漏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