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教授出生于1930年，今年已是89岁。2018年《余英时回忆录》出版，此书原来是余英时接受一位中国的资深传记作者为他做了一个长访谈，然后他将之润色，再出版为他个人的回忆录。

余英时是新儒家学派钱穆先生的入室弟子，新儒家学派的主要的学人包括了钱穆、牟中山及唐君毅等人。1949年这几位先生在克难的情况下，于香港九龙创办了“新亚书院”，作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所高校。书院创立的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这个气魄就如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不仅是个学术问题

余英时作为钱穆最得意的门生，伴随着新亚书院的成长，曾担任第五任校长（1973～1975）。后来余英时就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最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荣休。

在这部传记里，余英时记录了他的求学的生涯及那个时代思潮的变化。他回顾了共产主义的思潮是如何引入中国的思想界。当时的学人运用了儒家哲学的概念，例如公共的“公”，还有“大我”的概念去诠释“共产”的概念。这种生搬硬套将共产主义的思想移植到中华知识界里，余英时自然觉得是有问题的。然而1949年政体的更替，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有关中华文化是否与共产主义共溶，已经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恰好弥补空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香港、台湾及北美高校任教的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华文化所遭受的破坏是感同身受的。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红卫兵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及造孔家店的反，直指儒家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敌人。十年内对中国境内的文物、典籍及学人的迫害，海外学人以十年文化浩劫，来形容这场祸事。

余英时这个世代的学者，因为经历过这段时期，大多对新中国的崛起持批判的态度。然而，近20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及中国政府重拾传统文化，相关对意识形态、中华文化、历史研究评论的声音显得越来越薄弱。《余英时回忆录》的出版，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让读者得以明白这一段历史发展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