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1日讯）国家审计局的审计主任（管理）诺莎娃妮供称，她因不获准参与于2016年2月24日针对一马发展公司（1MDB）审计报告内容召开的会议，而在其上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一支录音笔放入后者的铅笔盒内，以录下该会议的内容。

诺莎娃妮披露，由于上述会议是讨论有关1MDB审计团队准备的审计报告，因此她身为该团队的协调人，理应出席该会议，以记录会议记录，惟她在进入会议室后，却被告知自己不能参与会议。

她供称，基于上述情况，她在离开会议室前，把属于国家审计局的一支录音笔放入其上司，即1MDB审计团队队长莎达杜娜菲莎的铅笔盒内。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1MDB前总执行长阿鲁甘达被控涉嫌指示和串谋篡改1MDB审计报告案续审，诺莎娃妮是控方第5名证人，她在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南高级副检查司的引导下供证时，揭露上述事宜。

根据控方第4名证人，即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的此前供词，上述会议是在纳吉要求下召开，目的是针对1MDB审计报告中令人不满的事宜，召开一场涉及国家审计局和代表1MDB的阿鲁甘达之间的协调会议，而时任总审计司丹斯里安比林在出席有关会议后，同意从报告内移除数个问题，包括1MDB的2014年财务报表出现2个不同版本等的问题。

诺莎娃妮今日供称，安比林在上述会议结束后，步出会议室，她发现后者当时看起来非常沮丧，并喃喃自语。

“因此，我跟随他到洗手间，因为他要洗脸或什么的；我跟随他是因他当时非常脆弱，我担心他会跌到，我听到他当时喃喃自语地说：‘审计的目的是什么？’”

震惊会议要求移除2报表

诺莎娃妮供称，1MDB审计团队对于2016年2月24日，针对1MDB审计报告举行的会议内容感到震惊，因为会议内容提及要求时任总审计司安比林将1MDB拥有2份不同财务报表的问题，从报告中移除。

她披露，当她于2016年2月24举行的会议结束后，将放在莎达杜娜菲莎铅笔盒内的录音笔取走后，就和1MDB审计团队成员一起乘坐国家审计局的官车返回办公室。

她说，在回到办公室后，她和其他团队成员在会议室会晤并一起听取录音，以了解上述会议内容。

“在听取录音后，我们对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感到震惊。”

她说，她之后将录音档复制进入属于1MDB审计团队的官方硬盘，并在之后从有关硬盘，再将录音档传输去另一个硬盘和“随身碟”。

“我在案件调查进行时，将上述‘随身碟’交给查案官。”

法庭于周三（21日）播放存在上述“随身碟”里的录音档，有关录音时长约2小时40分钟，收录于2016年2月24日，针对1MDB审计报告内容召开的协调会议内容。

证人否认图隐瞒录音

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宜在盘问诺莎娃妮时，主张后者于2016年2月24日举行的会议上，将录音笔放在莎达杜娜菲莎铅笔盒内，实际上是存有隐瞒在该会议上录音的企图，惟遭证人否认。

诺莎娃妮在沙菲宜盘问她时披露，她于2016年2月24日携带录音笔出席会议，是为了在会议上进行录音。

“凡是（国家审计局代表）出席的会议都需录音，这是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证人供称，她是被上述会议的秘书处要求离开会议室，而她在离开会议室前，将录音笔放入莎达杜娜菲莎的铅笔盒内，并指当时铅笔盒的四分之一体积已被打开。

她坦言，她并没有提醒列席上述会议的安比林和莎达杜娜菲在会议上录音，也没有告知任何人她在该会议上录音，因为当时她是在仓促的情况下被要求离场。

沙菲宜接着盘问证人，她是否有告知主持上述会议的时任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指她身为1MDB审计团队代表，应当置放一支录音笔在该会议室内，以进行录音供之后成为会议记录的用途。

诺莎娃妮回应称，她当时是在仓促情况下被要求离场，因此没有机会告知阿里韩沙，并指自己也没有机会这么做，因为和安比林及诺莎娃妮的阶级相比，自己属于低阶级的官员。

审计期间面对局限

前总审计司丹斯里安比林指出，国家审计局在对1MDB进行审计期间面对局限，一部分原因是因1MDB迟交或没有交出原版和重要的文件，以作为证明交易及列为审计证据的用途。

他指出，上述问题对该局在核实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公司营运以及交易方面的审计，造成显著影响。

他说，1MDB没有交出的重要文件，包括1MDB集团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管理帐户，及来自国外金融机构的银行结单。

他指出，该局也无法通过1MDB的电脑，手提电脑及服务器获得数据和资料，以在审计时进行交叉参考和分析。

“在这情况下，我认为1MDB的审计工作相当困难，因此耗时了一年的时间，虽然（审计工作）原本可在5个月内完成。”

安比林是第6名控方证人，他于周四（21日）首次出庭供证并宣读其书面证词。

较早时，安比林指出，内阁于2015年3月4日举行的会议中，议决国家审计局对需交给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的1MDB公司帐目和相关报告进行审计。

他说，该局从2015年3月9日至2016年3月4日，对1MDB进行审计，这期间涵盖该局开始对1MDB进行审计，直至他把1MDB审计报告交给公账会。

阿鲁甘达曾建议调查事件

诺莎娃妮在阿鲁甘达的代表律师拿督西瓦纳南盘问她时证实，阿鲁甘达曾在一场于2015年12月16日举行的总结会议（exit conference）上，针对1MDB出现2份不同版本的财务报表一事，提出应针对此事进行投报并展开调查的建议。

诺莎娃妮供证，1MDB审计团队在将准备好的审计观察报告提呈给1MDB，以获取反馈；该团队在获取1MDB的反馈和采取行动后，也安排在2015年12月16 日与1MDB进行总结会议。

西瓦纳南于周四在盘问诺莎娃妮时，询问后者上述会议是否有进行录音，获后者回应指该会议是有录音，惟她如今不确定在上述会议记录完成后，有关录音档是否至今仍获保存或已被删除。

无论如何，证人证实，上述会议保有会议记录，记录仅供内部使用，惟她无法确认是否曾将该会议记录交给反贪会的查案官，并指自己需要查回此事。

报告外泄后列机密文件

安比林指出，在国家审计局对1MDB进行审计期间，该报告疑似从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秘书处外泄，因此他在之后为了避免审计报告，在不适当的时候被拿来炒作，遂指示将1MDB审计报告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被列为机密文件，直至该报告获完成提呈至公账会为止。

他说，在上述报告发生外泄问题后，国家审计局和大马政府保安官总署（CGSO）讨论该事。

“CGSO建议让1MDB的最终审计报告，在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下被列为机密文件，以避免资料外泄事件重演。”

较早前，安比林在供证时指出，他曾于2015年4月1日致函阿鲁甘达，指示1MDB给予合作，让1MDB的审计团队检查所有文件和记录。

“此外，国家审计局需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获准得到所需的记录和数据，并影印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