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口700萬，台灣人口2400萬，大馬的華人約730萬。新加坡華人大約有200萬、馬來西亞大約有250萬至300萬華人受不同程度的華文教育，能讀華文報，看得懂武俠小說。整體來說，新馬港台放在14億人口的中國大陸作為背景參照，從市場規模到受眾，都是小溪與大河之比。

像香港、台灣、馬來西亞這樣的小溪ーー“小環境”的隱喻ーー能孳長出傑出的武俠小說家，毋寧是咄咄怪事。金庸（1924～2018年）在上個世紀50年代，從大陸來港，才開始執筆寫每日連載的武俠小說。在羅孚的安排下，金庸的同齡同事兼好友梁羽生在副刊連載《龍虎會京華》，金庸寫《書劍恩仇錄》，金梁兩人的新武俠傳奇，引起轟動。

台灣的“四大武俠小說名家”是司馬翎（1933～1989年）、諸葛青雲（1929～1996年）、臥龍生（1930～1997年）、古龍（1938～1985年），或許我們還可以多加蕭逸（1935～2018年），江湖上有“南金北蕭”。金庸大氣磅礡，蕭逸婉約典雅。

與社會因素密切

台灣武俠四大名家尤以司馬、諸葛對大陸的山川河嶽，對中國歷史瞭解最深刻。臥龍生的筆觸跨越歷史地理，進入武林九大門派與武學秘笈的尋索。古龍武俠充滿懸疑，仿似偵探、推理小說。文字干淨俐落，幾個電影鏡頭的穿插便交代了事件，分出了勝負。

當代“金梁古溫”四大家，不分地域。溫瑞安（1954～）是我的胞弟，寫武俠小說是他的專業。他的著作龐雜，其中以“四大名捕”拍攝成影視，最為膾炙人口。武俠小說不能在中國大陸養成，與政治、社會因素密切。1959年金庸創辦《明報》，同年寫《雪山飛狐》與《神鵰俠侶》，奠下他“俠之大者”的江湖地位。1959～61年，中國大陸正面對嚴峻反右傾造成的“三年大飢荒”，與不正常情況下死去的幾千萬人。

1959年，在美羅的矮腳樓，還沒上學唸書的溫瑞安，用一個小鐵罐裝了水，用一支雞羽毛，蹲在士敏土地面，在舊居矮腳樓飯廳到廚房的15英尺甬道上，來來回回蹲著走，用香煙罐的一泓清水，構築武林人物與故事，他心目中的“江湖”。1961年瑞安唸小一，接下來的那三、四年，我介紹他讀諸葛青雲的《奪魂旗》，我用講古方式敘述臥龍生的《仙鶴神針》（當時在《武俠春秋》月刊連載）。我沒意識到自己正在做著試驗：在大馬華社的小環境裡，培訓著一個“今之俠者”。

傑出的武俠文學小說

后來瑞安寫出了他的第一個武俠短篇《追殺》（題目可能記錯了），大約7000字，寫一名劍手的復仇故事。10個殺手藏匿在森林深處，劍手得一個個把他們揪出來，以一當十，力量本就懸殊。而躲在叢林各個隱密角落的殺手，一個比一個厲害。我讀后用文學的象征主義分析一番，《新約》聖約有所謂十誡：不可殺人，不可通姦，不可偷竊，不可貪婪、不可作假見證……把10名殺手殲滅，等同于把這些“心魔”都殺掉。

當我侃侃而言，分析《追殺》的意涵與文學性的哪一刻，我看到瑞安的目光炯炯。我一定是瘋了，就在行雷閃電的那一剎那，我衝口而出：“我認為這是篇傑出的武俠文學小說。”這篇小說不久在香港《武俠春秋》發表，這就奠下了溫瑞安日后要走的路。（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