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越来越常发生药品缺货的情况。据德国官方统计，目前供应短缺的药物有逾270种，而确切数字可能更高。医界认为，鼓励“欧洲制药”是解决途径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19岁的吉儿自约7年前开始受抑郁症所苦。本来已经没什么大碍，因为上次住院后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文拉法辛”（Venlafaxine）。这种药虽然会使她的情绪缺乏波澜，但却能稳定她的精神状况。然而，原本的平衡状态因为药房缺货而受到挑战。吉儿跑遍了各大药房却都空手而回。

“如同回到入院前”

经过了三天时间，吉儿的精神状态出现缺口。她感觉到身体里的躁动，无法成眠，”害怕自己做出破坏性行为”。她出现发冷、恶心、盗汗的症状，甚至因为虚弱而无法自行如厕。她开始怀疑人生，感觉自己的状态”如同回到入院前”。吉儿说话时声音颤抖。不过当谈起四处买药的情况时，她又找回了一点镇定。她形容自己觉得”被耍得团团转”，而且内心一片慌乱，”因为不知道突然不正常服药会有什么后果”。

大卫也遭遇了遍寻不着”文拉法辛”的相同情况。卡萝买不到”利他林”（Ritalin），约翰娜则买不到避孕药。 联邦药品与医疗器械研究所（BfArM）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71种在德国供应短缺的药品，包括各种降血压药、白血病标靶药物、抗生素、止痛药、抗帕金森病药物、抗癫痫药、艾滋病药物、抗糖尿病药物等。

趋势不断扩大

自2013年开始记录以来，供应短缺的药物数量不断增加。不过这项数据有值得商榷的部分，因为2017年起通报标准有所改变，而单是降血压药缬沙坦（Valsartan）因污染问题被下架就贡献了118起通报案例。由于统计数字是建立于制造商自愿通报的数据上，真实数字应该更为庞大。根据法律规定，制造商只有义务向医院通报，无须知会BfArM或药房。德国医学会药物委员会（AkdÄ）主席路德维希（Wolf-Dieter Ludwig）表示：”制造商当然不想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药房中记录的短缺药品，只要15%会被列入有关当局的清单中。

BfArM也强调，供货短缺并不一定会造成药物供应不足，因为通常还有其它替代药品可供选择。不过要协调调度药品需要耗费医师和药师的时间与精力：90%的独立药师日常工作中最大的烦恼之一就是供货短缺。在医院的药局中，多数都会有一人专门负责处理药物短缺问题。

对患者构成风险

科隆大学医院附设药局的负责人利克韦格（Andrea Liekweg）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药师，工作内容是每日不停调度药物。她早已不再参考BfArM的清单，因为里头信息滞后。利克韦格自己列出了一份清单，还有各种复杂的注记：可用其它药厂的相同药物替代、可用类似药物替代、可用没有实际指示的药物替代、产品需要定量配给、无替代品。她指出，配给药物或是采用替代药物都需要与有经验的医师长时间沟通，而且该院的1200名医师和3000名医疗人员还必须参与培训，有时会给工作人员添加毫无必要的额外工作，例如将一种日本替代药物重新包装，耗时费工。

科隆大学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亨科拜恩（Jochen Hinkelbein）还指出，即便找到替代药物而且”治疗上没有发生问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在临床程序中，药物及剂量设计的短暂性会造成混乱及剂量错误，简而言之：对患者构成严重风险。另一个问题是，药厂因为供货短缺所蒙受的损失很容易计算，但医院面临的永久不确定性以及错误风险却是难以计数的。

若要追究药品供应短缺的原因，虽然有各种利益冲突存在，但各方有一个看法是一致的：找不到问题源头。德国医学会药物委员会的路德维希指出，目前基本的原材料跟药物不再在欧洲生产，主要是在印度和中国。此外还经常存在由一到两家企业垄断的现象。”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例如工厂爆炸，那我们就会面临大问题。”抗生素Tazobac® 就发生了上述情况，而这种药物在治疗严重感染时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许多利益相关者认为药品生产地的迁移与成本压力有直接关系。德国人每日平均用药支出是60欧分，比一杯自动贩卖机的咖啡还便宜。最受冲击的是仿制药，这是一种廉价的替代药物。德国医药协会（vfa）的特洛姆（Siegfried Throm）表示：”化学仿制药目前的价格之低，制造商无法靠药物成分或药物赚到足够的钱，将其厂房维持在高水平上。也由于需求相当大，厂房只能继续运转直到无法承受。”

在这个追求最大效益的系统中，每一个微小变化都具有破坏性。供应商延误、药品成分或药品制造商的品质问题、生产设施故障、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甚至是感冒潮突然造成药品需求上升或是另一家厂商停止供货，各种环节中都可能发生问题。

提倡”欧洲制造”

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困境？联邦卫生部长施潘（Jens Spahn）计划通过法律规范通报义务提高透明度，储备重要药物，并且加强欧洲作为制药基地的角色。他对德国之声表示：”药物供给是基本民生供应。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未来再发生药物供应短缺的情况。因此，联邦政府将会更强力介入药品分配。”

此外，在国际层面上将继续寻找解决方案，推动重新在欧洲生产药品。而欧盟卫生健康专员凯里亚基德（Stella Kyriakides）则承诺与会员国展开对话。

路德维希也认为，在医保公司与制药商签订”药物折扣合同”的框架中，在欧洲制药的厂商应该获得更多资金。制药厂商和公立健康保险公司在合同中协议，向保户独家供应各制造商的个别药品。路德维希指出，愿意为”欧洲制造”药品买单的不在少数，因为各大医院和药房目前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管理供应短缺问题。而制药业也有兴趣提高声誉。德国医药协会的特洛姆也同意这个观点，同时也呼吁更有效地奖励拥有优良生产及供货品质的生产链。但他强调，其他国家也有非常好的生产商，欧洲境内也存在害群之马。例如在德国因为污染而被大规模召回的降血压药缬沙坦就来自西班牙。

强制储备的可行性

但特洛姆对广泛的药物储备表示反对：”许多疫苗是无法储存的。针对其它许多保存期限短暂的药物也不能强制储备。没有人会接收这些药物。”目前的制药公司没有义务储存药品，医院附设药局和批发商则有两周的储备义务。科隆大学医院附设药局的利克韦格称，对他们而言仓储也需要消耗资金及物流人力。与此同时，储备只是推迟问题，供应短缺的情况多数不可能在两周内解决。麻醉科医师亨科拜恩表示，理想的情况是将不同地区的多个制造商都列入供货名单中。但问题是：如何将德国或欧盟法规施加在国际制造商头上？

各方都同意变革的必要性，也有决心要采取行动，但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具体实施办法。抗抑郁药物”文拉法辛”短缺的原因是因为新的安全规定要求引入防伪包装。吉儿在一周后又能再次买到药品，不过地点是在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