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交游广阔，友人很杂，各类人物皆有，到了新年送来的礼物不少，有的是一瓶白兰地，那是妈妈喜欢；有的只是十二个鸡蛋，爸爸很高兴地收下。这些友人敬重他，可见平时待人接物，总是真诚。

交情最深的是许统道先生，这位南来的商人无铜臭味，家中藏书最多，做生意赚到钱，不惜工本购买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初版书，每一本都齐全，后来和出版社及作者本人以通信方式结交为好友，对方需要在中国买不到的西药，他都一一从新加坡寄去。

统道叔留着小髭，总是笑嘻嘻的，自己的儿女不爱读书，就最喜欢姐姐和我，把从不借出的书一批批让我们搬回家，一星期换一次。

还记得他在炎热的天气下也穿唐衫，小时以为一定流一身汗，现在才知道他穿的是极薄的丝绸，很透风的。爸爸为统道叔家里的藏书分门别类，另外将各大学出版的杂志装订成册，让他喜欢不已。五十多岁时患病，最放不下心的就是这几万本的书，爸爸在病榻中和他商量，捐给大学，统道叔才含笑而去。

到了星期天，如果不去统道叔那里，就在家宴客，妈妈和奶妈烧得一手好菜，吸引了不少文人，像郁达夫先生就是常客，父亲收藏了他不少墨宝，后来郁风来港，刚好父亲也来我家中小住，知道郁风女士要出版郁达夫全集，就把所有郁先生在南洋的资料都送了给她。

有时也开小雀局，刘以鬯先生常来打牌，当年他写《南洋商报》的专栏写得真好。一群作家都喜欢来家聊天，包括了从福建泉州来的姚紫，原名郑梦周，写过二十四本小说，《秀子姑娘》在报上连载时很受读者欢迎，另一部《咖啡的诱惑》也被拍成电影。

作家的形象本来应该像刘以鬯先生那样斯斯文文，但姚紫先生皮肤黯黑，两颗门牙突出，满脸须根，绝对不会令人联想到他是以文为生。

也不尽是男士，其中有位长得白白，身穿白旗袍的女作家叫慇勤，最爱来家和父亲聊天，她是山西人，从香港来新加坡在报馆工作，后来去了纽约定居，记得我到那里拍旅游节目时，家父还嘱我去探望她，但可惜没时间。

因为任职邵氏公司之故，电影圈的朋友当然很多，通信最密，但不常见的是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袁仰安先生，当年左派拍戏，要在南洋发行前总是把剧本寄到新加坡给家父看看，给点意见。通信多了，知道双方的中文修养和对文学的喜爱相同，成为好友。

白光遇家父当作不认识

明星来南洋做宣传，也多由家父照顾，白光女士回去之前说来港一定要找她。那么多位演艺圈人士也不能一一拜访，家父在天星码头与她碰上了，对方竟当做不认识，还是近来才听到姐姐说的。

但家父也不介意，继续照顾来星艺人，有位老一辈的演员兼导演顾文宗先生，还来我们家住了很长的一段日子。这传统由我承继，我到香港邵氏公司任职时，顾先生也住在影城宿舍里头，他去世时，也由我去把他扶上担架的。

印象深的还有洪波先生，观众们想不到的是这位专演反派的配角，学问是那么深的，他对角色研究很彻底，在《清宫秘史》中扮演李莲英，但没有奸相，说能坐到那个位子，一定深藏不露。

来家里和家父坐谈中国文学，无所不精，刚好我从学校回来，问我名字，当年我的乳名是璐字，洪波先生想也不想，就拿起毛笔，以精美的书法在宣纸上写着：“蔡，大龟也；璐，玉之精华。蔡璐，孝者之光辉。”

最后纷失了，真是可惜。

爸爸的朋友，也不尽是名人明星，小人物最多，欣赏一位很有才华的木工华叔。华叔是广东人，年轻时打架成单眼，他说这很好，看东西才准。过节一定拿东西来相送，我也最喜欢华叔，和他几个儿子成为死党，常到他们家吃咸香煲仔饭，我对粤菜的认识是由他们家学来的。

又有一位黄科梅先生，报馆的编辑，他一早就知道宣传的厉害，说服一家叫“瑞记”鸡饭的老板下广告，结果变为名店，新加坡鸡饭也由此传开。黄先生床上功夫一流，有“一小时人夫”的称号，对方多是欢场女子，有一个极爱看书，买了很多放在床头，黄先生光顾一次就借多册回家，后来两人成为好友。

还有银行家周先生，年老丧妻，把一个酒吧女士加薪双倍请回家照顾他，儿女们大大反对，周先生一气：“钱是老子赚回来的，要怎么花就怎么花！”

真是人生哲学家。

最好的一位还有刘作筹先生，是黄宾虹的学生，一生爱画爱书法，越藏越多，知道我这个世侄喜欢篆刻，就把我介绍给冯康侯老师学治印，买到什么字画一定叫我去看。

到最后，刘先生把所有藏品赠送给香港博物馆，自己过他的吃喝玩乐人生，八十二岁那年，在新加坡的女子理发院修脸时，安然离去。还有数不清的友人，待日后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