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来自内部的贪婪和好战，那中国的挑战来自他人敌视的目光。

香港反修例的风波，引发点是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不信任，而更明确的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而这也反映事件中呈现严重的政治化炒作，在讨论过程中缺乏了对目前中国司法系统的深入剖析！

早期中国的执法人员和司法官员，不一定经过完整法律培训，部分甚至教育水平不高，官僚主义仍很普遍。在这段期间中国的法院审理工作，水平参差。但到近几年，内地法律界各方面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律师行都以现代化管理， 亦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考进大学法律系，不少律师更曾在普通法系地区留学。内地法官必须由法律本科毕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再无由外行人出任法官的情况。

中国在2003、2007和2014年进行过三轮司法改革，并开始每三年发布改革纲要。司法改革除了更具体地开展了责任制、纠正冤假错案、引入陪审员制度外，更利用先进的数据处理，强化法院的行政和资讯管理。现时内地法院透过全国法庭联网，所有案件文件可即时存档及供查询。为了了提高审讯的透明度，全国三千多个法庭的聆讯过程以视频直播，法官现在都小心翼翼地审案，连坐姿都要端正。虽然开始时令法官们带来压力，但习惯了严谨、水准便提高，诉讼效率和公平性明显地改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司法改革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法官员额制”，用以确保法院的人力资源调配，从而达到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法官素质及法官待遇的目的。然而，员额制的选拔未能形成标准，原有的法官仍然在论资排辈，都影响改革效果，但随着加强考核，员额制和责任制，对法官的案件审理和裁决，发挥正面作用。

未曾口出恶言

总括来说，内地的司法改革，在强调“依法治国”的方针下，充分利用科技配合，正在逐渐摆脱过去法制不全、有法不依、法治不彰等种种问题。但是中国在法治上的进步和改善，却被失理智的香港人完全抹煞掉。

在香港反修例的闹剧当中，中国政府还没有参与、却输掉了，原因就来自部分香港人的敌视目光。虽然共产党又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党派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仍然存在，但在以欧美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是“原罪”。因此，“国家形象”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弱点，知识份子可能认为说法太娱乐化了，因此称之为“话语权”(Narrative)，但是对普罗大众，“形象”可能更容易了解一些。

当然，这种形象是由贫穷落后的中国，到现在被书写了两百年，而今时今日的欧美传媒，继续会以不苟言笑的习近平来标韱中国政府的刻板，这还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情商高，在公众场合都是面带微笑、从来不曾发怒，否则以目前中美的对抗状态，暴怒的形象会更抢手，相反，所有带着亲切的形象，更不会在欧美主流媒体出现，否则，又怎能和他们描述的“强硬的习近平”，拉上任何关系。正如在欧美传媒的报导中，天安门广场的前景，永远是中国解放军。

再举个例子，普遍主流外媒就中国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反应，一般是以“强硬回应”来形容，但是和美国的领导层“胁迫、咒骂、嘲讽”的态度截然不同，由去年到现在中国领导人其实从来未曾就中美贸易紏纷口出恶言，并且一直用“贸易磨擦”来形容。就算是官媒，也只是在五月初特朗普发 Twit 反击后，才开始使用“贸易战”这个说法，前线的副总理刘鹤在被摆了一道后，还只是发出了三项声明，表明协议必须是对等和不接受国家主权受损的条文，但是，所有传媒就已经用“中国政府态度强硬”来形容，如果中国真由主席习近平对美国作出严厉批评，未知传媒会否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形容！

金融市场迅速反弹

当然，也有一些评论以此反映中国在贸易战中处于劣势，因此才不敢贸然反击，但是，中国既有稳定的财政状况，也有庞大的内需市场，足以在贸易冲突中自保。自然，对一个仍在努力发展，偏远地区仍在贫困阶段的中国，必须要有自知之明，继续保持中国稳定、开放、改革、进步，是中国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应有之义。对主权，中国要寸土不让、确立自信；外交，中国可以磋商取舍，建立稳定和平的多边关系，才是中国保持和平崛起的关键。

中国如果拒绝参与G20峰会，会即时向其余三千亿入口中国货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中国同意重新恢复谈判。这种威逼方式，原来最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习近平按计划出席G20峰会，但却拒绝和特朗普举行会议，那双方面只会继续僵持。但中国仍然保持大度，等待这些言论平静下来后，发出声明指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并且因应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愿意和特朗普在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有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言下之意是可以讨论，但也不期待有即时协议，以免被白宫“骑劫！

及后特朗普的声明，也客气得多，将以往一贯的“协议对美国有利”，变成“协议对大家有利”，金融市场就迅速反弹。现在看来，特朗普发个 Twit ，股市就跌个四脚朝天；习近平接个电话，股市就大幅反弹，未知这是否反映出中国和美国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