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6日讯）国家审计局前审计主任莎达杜娜菲莎申诉，虽然一马发展公司（1MDB）前总执行长阿鲁甘达曾承诺会向当局提供资料，惟该局苦等多个月都没有获得相关资料，而该局在审计1MDB时并没有成功获得所有资料，反之只获得60%的资料。

莎达杜申诉，上述情况迫使该局得向第三方，如国家银行索取资料，而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则一直追问该局有关审计报告何时会出炉。

纳吉与阿鲁甘达被控涉嫌指示和串谋篡改1MDB审计报告案续审，莎达杜是控方第7名证人，今日在庭上接受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宜的盘问时，如是供证。

沙鲁蓄意阻碍

证人于本月13日上庭供证时说，国家审计局是于2015年3月10日，在公账会和内阁的要求下开始对1MDB进行审计。

沙菲宜今日在盘问莎达杜时主张，1MDB前总执行长拿督沙鲁阿兹拉是在国家审计局向该公司要求获取资料时，作出百般阻挠的人。

莎达杜先是回应：“不是在我的时候。”

证人没有正面回答，明显令沙菲宜感到不满，后者说，该局存有文件，而他可出示信件，向证人证明沙鲁是如何蓄意作出百般阻碍。

沙菲宜接着盘问证人，是否认同沙鲁阻碍国家审计局所进行的审计工作，终获证人回应：“当时而言，是的。”

沙菲宜也询问证人，是否曾鉴定国家审计局要求的资料，是属阿鲁甘达的掌管范围之内。

证人回应说，阿鲁甘达身为1MDB总执行长，有关资料应属其掌管范围之内。

她也说，阿鲁甘达是一名非常聪明及学习能力非常快的人。

沙菲宜获庭令索安比林供词

高庭发出庭令，让沙菲宜向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获取安比林于2018年12月4日，出席公账会听证会解答有关涉嫌篡改一马发展公司最终审计报告的供词。

沙菲宜告知法官，当天至少有3名证人出席相关听证会供证，其中一人是安比林，因此他寻求获取其供词副本，以进行盘问。

控方对沙菲宜的要求并未提出反对。

公账会时任主席拿督斯里罗南建迪于2018年12月4日对媒体说，安比林在该听证会中，给予该会充分合作。

“安比林的供词有助于公账会调查此案。安比林主要是针对报告是否有篡改一事，而出席这次的听证会。”

安比林是此案控方第6名证人，他早前已经出庭供证。

最终审计报告只属草稿

莎达杜娜菲莎同意，安比林于2018年在公账会听证会上的供词内，所提及的1MDB最终审计报告，只是一份最终审计报告草稿，并不是属最终版本的审计报告，同时也认同沙菲宜主张，即上述报告草稿仍可被修改。

她说，只要有关报告是属一份草稿，就可被修改，惟需在特定情况下修改。

另一方面，也是1MDB特别审计团队队长的莎达杜证实，她在一场于2016年2月24日举行的会议上，并没有告知阿里韩沙有关国家审计局会在会议上录音。

她说，他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知道其下属即1MDB特别审计团队成员诺莎娃妮，将一支录音笔放入其铅笔盒内录音。

她指出，诺莎娃妮一般上在出席会议时都会录音，以供该局可在之后了解有关会议内容。

上述会议是由阿里韩沙主持，目的是为了讨论国家审计局准备的1MDB最终审计报告内容，也是促成该局将1MDB数个具争议性的问题从报告中移除的会议。

阿里韩沙要求团队成员离席

莎达杜娜菲莎说，当阿里韩沙于2016年2月24日步入政府首席秘书办公室的会议室后，表明无需那么多人列席会议，因此1MDB特别审计团队成员，包括诺莎娃妮在内皆在指示下离开会议室，剩下她和安比林。

她忆述，除了安比林，当时赴阿里韩沙办公室的1MDB特别审计团队成员有6或7人。

她说，诺莎娃妮和安比林在进入会议室后，分别坐在她的左右边位置。

她指出，由于她是左撇子，因此当时把带入会议室内的铅笔盒，置放在位于其左手边的桌子上。

她说，阿里韩沙当时以专业的方式要求其团队成员离席，并没有驱赶他们，也指若有需要才会传召有关官员。

她指出，当阿里韩沙进入会议室时，她起立并望向阿里韩沙，以示敬意。

她说，她没留意诺莎娃妮是在什么时候靠近其铅笔盒，惟认为后者或许是在被要求离席时，将录音笔放入她的铅笔盒内。

她指出，她并不清楚诺莎娃妮是在什么时候开启录音笔录音，而诺莎娃妮在事后曾告知，指在离席该会议前，来不及告知她或安比林有关将录音笔放在铅笔盒内录音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