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在廿六岁以后有了转变，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让我深怀不忘的，就是武吉峇淡园及其园主。

我因父母是胶农，可以说是喝着乳白胶液长大的孩子。但武吉峇淡园给我的是一份较稳定的生活，甚至可以说它提供我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因有了一份固定收入的职业，我才有参与政治活动的信心。这种种改变，皆乃打从我认识了卓良发同志的时候开始。

卓同志，他出身于富贵之家，绝非一般纨袴子弟。 他热心社会，并参与民主政治的工作。他对我可说爱护有加，为了减轻我在园丘办公室内的事务，他聘请多一位职员，她的名字叫秀琼，负责一般文牍及打字的工作，原有的一位资深的财库负责公司的生产记录及工人工资的账目。

因胶园的割胶工人有一半是印度工人，因此武吉峇淡园一向来都有雇用印度管工。其中有一位老管工，他的大儿子俗名叫B.B，是马大毕业生，他参加印度国大党，还当过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政治秘书多年。

在我第二次中选为州议员的时期，武吉峇淡园内发生了一宗劳工意外死亡的不幸事件。

原因是一个负责烟房柴的印籍劳工，他的名字叫甘丹。他是园丘内的老工人，对于锯枯萎的胶树及砍伐木材的工作是非常有经验的。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就在一个下过雨的上午，那是个没有割胶的水限天，甘丹拿了电锯，骑上摩哆到胶山去放树锯柴。他在一个斜坡上发现了一棵枯萎的胶树，准备把它锯倒下来，然后锯成块状以供烟胶房燃烧的用途。

不接受保险赔偿

就在枯树应声倒下之际，不知何为，那棵胶树却倒向甘丹站立的方向，他一时慌张，可能是地湿的缘故，他在逃走时忽然滑倒，让枯树压个正着，甘丹当场被它击毙，真是可怜！

这起意外，结果闹上了法庭，按照劳工保险，最高赔偿额为七千二百元。但对方家属不接受劳工保险赔偿，有人出头替甘丹一方通过民事法庭起诉园主，指园主没有提供有关工人戴头盔，锯树是危险工作，是因为园主的疏忽而造成甘丹的意外死亡。

卓同志是园丘经理，又是老板，平时有交代工人放树时一定要戴头盔，但甘丹自己却不戴，自以为经验老到，不戴也没问题。

其实，甘丹的死也令卓氏感到悲伤，因为他毕竟是个资深的工人。他也不想将这场官司再拖下去，交代律师让这件案早日结束，园丘准备赔款。结果赔了几万元，如果是劳工保险赔偿，公司不需面对这项损失。

我在前面书写的篇章有提到一些写文章的朋友，因我参加了政治活动而且又当上什么州议员后，他们便渐渐地和我疏远起来。也许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不屑与政治人物走在一堆。

但也有少数是例外的。在此我特别提到的两个写文章的朋友，一位是我在1961年间认识的陈任水，另一个是唐君复。

先此介绍陈任水，他在吉隆坡出生，家住冼都铁道局宿舍，其父乃铁道局工人。

他的哥哥是陈水源，笔名鲁莽，写得一手亮丽的散文，出过一本散文集《希望的花朵》。我认识鲁莽的时期，他在搞着一份文学刊物，名曰《 荒原》。

弟弟陈任水，受教育不高，是个没有固定工作的青年人。有个时候，他在芙蓉某间建筑公司当泥水工人，一有时间就到我住的武吉峇淡园丘来，而且可以逗留三五天。他很随和，生活很简朴。即使我不得空，他也可以独自生活，只要有地方睡，有东西吃就行了。

一直不放弃写作

他特别喜欢乡下，尤其是橡林的环境，他一个人可以独行，看山、看割胶工人、听橡实暴裂的声响、听虫鸣、听鸟的叫声……

他一有时间就写稿，他擅长的也是散文写作。

他的笔名很多，我现在能记起的有两个，一是庄牧，一是沙燕。六十年代中，他是星洲日报《星云》副刊的常客。《澜泥河散曲》便是其中能让我记起的系列篇章。

唐君复当上武吉峇淡园的管工，其时他家住林茂正口，他没有住在园丘里。他刻苦耐劳，为人正直可靠。

他喜欢写短篇小说。现在还可以看到他写的作品，他一直没有放弃写作。

他写的抗日题材的小说，曾被中国厦门大学编辑在抗战文学纪念特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