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而言，即使疫情肆虐，南亚在经济发展上仍有望成为热点地区！为何呢？我们都知道，南亚国家缺少医疗资源。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状况都不错。有些人把这情况归咎于统计的不全面，也归咎于可能疫情还没扩散，但数字表现出与预期的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几周之前，巴基斯坦的大使说，他们的增援能力只有百分之三十被利用了，从病死率、感染人数角度上来看，这些数字也远低于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没有选择余地，倘若疫情扩散，他们是没有能力提供像发达国家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用资金支撑全年的人口失业压力。像印度、非洲国家，比如在印度，目前有1亿农民生活在贫困边缘，他们本来是在城市工作，但因为疫情而失业，必须返回农村。

这些贫穷国家也无法帮助人们解决失业问题，或提供救济金。我们有所不知的是，印度政府对贫民窟的政策相当严厉，二话不说，直接封城，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

面对疫情爆发初期，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强硬力度的措施，瞬间让经济非常得脆弱。在印度，家佣也好，仆人也好，他们的月收入也就100美元，但生活成本和美国差不多，尤其房租更是沉重负担。他们真的是勉强糊口谋生，你不能光教他们戴口罩、勤洗手这些卫生意识和防护，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困难，其他的他们也就觉得无所谓了。

协助发展中国家找到自己的体系

就我所知，发展中国家供应最充足的资源，其实是医疗工作者，他们有良好的训练，唯独设备资金匮乏。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如何帮助处于这种情况的国家。他们有某些资源丰裕，但其它都紧缺。例如，世界开发疫苗应该通过各国各实验室的竞争获得有效且实施起来成本低的疫苗，并且普及到发展中国家。另外，我们还要找到创新解决方案去协助他们。

各大捐助国首先应该建立多边机构的一级制度，比如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他们建议提升民间社会团体的地位，尝试和培养他们希望能够在全社会传播更多的最佳做法，但我觉得这是低效的做事方式，而它确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承受的交叉点，除非这些发展中国家，能找到自己的体系，你不必有钱就能做到。

以斯里兰卡为例，它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它的政治腐败程度也较低。同样像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样的贫穷国家，也会经历各种健康危机和非健康危机，这些危机促进他们管理自身状况系统的改善。

这新冠肺炎的危机中，我们不难发现，管理得较好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已建立了完善的教育和医疗系统。唯一的矛盾是，它仍是个贫穷国家。也因此，我不认为简单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可以成为多边机构其中的一个边。

我们不该提供免费的午餐，不该暂停偿还债务，给他们一点时间，他应该与政府的改革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那些国家在陷入坏账困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取的一些方式。

现在我们面临的可能是这些国家无法应对严重的流行病，这些国家要有非常严格的改革措施，我们会在债务方面，给他们提供财政援助，他们的改革也应该涵盖医疗体系、政府和设备，来克服短缺。

需要新领导者及新思维

疫情会影响全球化减少，区域化程度增加。不说美国，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疫情是需要国家之间更多地合作。疫情后，各国要如何结盟？我认为大多数地区，除了一些少数地区，可能不会像东盟、非洲国家、拉丁美洲等相处得那么好，这些同盟可以在应对卫生紧急情况方面，互相帮助得更多。我认为，经济方面可能会像以前那样发展，这是全球性事件，但卫生安全会变得更区域化，它的好处是，你可以跟那些有相似成本、系统的国家合作，供应链也可在周边得到解决，所以这个方式也是有它的好处。

大家心里都希望，有一种集体智慧。有些国家之前已经历过第一波、第二波疫情，他们会有成功的经验，可提供给其他国家借鉴学习。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想法，之前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都积累相关经验，但现在大家不见得就能接受这样的集体智慧。

整个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转变，尤其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新想法。欧洲受美国影响相当严重。所以，我们都期待着出现新的思维模式，这种新思维，我觉得不大可能来自美国，而可能来自亚洲。我不具体说哪些国家，这些地区、国家会更有效地去应对疫情，因此可提供我们集体智慧和领导力。

本文由“罗汉堂”授权刊出。罗汉堂于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议，并由社会科学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共同发起的开放型研究机构。罗汉堂首批学术委员会委员以经济学家为主，包括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汉堂将携手更多的全球社会科学家和实践者，研究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深刻理解并主动参与这一变革。罗汉堂的研究服务全社会，应对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并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

编辑：吴鑫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