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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萨里德斯:就业与后疫情时代的劳动力市场

疫情紧急状态下,政府可通过短期为企业支付百分之八十的劳动成本,将员工留在技能匹配的工作岗位,以便疫情后,可迅速恢复工作。这种避免员工流失,或者说本质上使推迟就业,为我们提供了绕过劳动市场摩擦的方式之一,摩擦越小,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受到的阻力也会减小。总体来看,要对抗摩擦就必须与某个地方保持联系,或提供新工作,且这种工作会在疫情过后继续存在。

有些特定工种——例如清洁服务等接触性工作——面临重组,这一过程主要是数码化推动的。回顾历史,正如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洗衣机、洗碗机等耐用消费品,我们现在正经历新一轮的变革,至少是临时就业的结构变化。这种改变是永久性的,许多接触式的工作将被自动化,我们不得不面临新问题:疫情后的结构性失业增加。

按照这个逻辑,摩擦意味著有持续的失业、有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导致失业人员和空缺职位共存于劳动力市场,疫情又将这种矛盾放大。在疫情带来严重的问题之前,摩擦在很大程度上与信息相关,与向员工提供的培训支持相关,也和政府指导相关。比如,疫情之前的就业市场以个人能动性为主,我们让人们先自行找工作,当他们找不到时,再查明原因并同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训以支持他们,以防他们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而疫情的冲击,又要求我们迅速采取行动以恢复经济。

应届毕业生不要过度焦虑

我们需要跳出常规思维,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避免企业裁员,因为裁员后,就必须给失业人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便于他们找到新工作,这一匹配过程会带来成本。刺激计划里的钱,最好花掉,不要让大量的人涌入劳动力市场,那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拥塞。将员工留在工作岗位上,通过雇主来提供培训。

对于那些还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如应届毕业生,真正需要的是耐心,耐心等待经济复苏。政府可以给他们足够的支持,避免他们陷入贫困怪圈,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未来规划的建议。在校学生更无需绝望,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完成学业时,新经济、数码化、自动化将会更普遍。

对政府来说,除了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更多的是扮演提供经济发展信息的角色,包括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信息,更好地帮助人们找到自己在经济中的位置。之后则要留出空间,让人们主动去发现他们的技能在哪里?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佳匹配在哪里?雇主想要的是什么?

不管政府多么明智,都不会知道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技能、雇主在寻找什么样的技能,以及如何在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之间,找到最佳匹配。自己的技能,只有自己最清楚。如果匹配不当,那么工作效率可能极低,因为做的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一句话就是「提供钱和信息,让人们找到合适的工作」。

人类生命周期中疫情短暂得很

跳出疫情这一特定事件,实质上我们所经历的并不陌生:经济正朝著某一方向发展,不同领域都有就业机会,之后经济被意外冲击严重影响。我们总是想预测经济,而这种预测往往基于经验,一旦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会推翻我们之前的所有思考并陷入迷茫——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哪里?

首先,我们应该避免过于悲观和无措,疫情的影响力比不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比不上二战,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其他根本性变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判断未来工作的道路会朝哪儿走,从而相应地提供当前经济走向的信息。一些可行的措施包括:

(1)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方法,帮助企业生存。当前的冲击可能持续一整年甚至两年,但从企业、员工和一般人的生命周期来看,这是暂时的;

(2)鼓励尽可能智能的技术转型。鼓励尽可能多的年轻人去上大学、接受正确的教育,获得在经济环境中需要的新技术,现有员工需要坚持终身学习。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群,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情况好转,还必须寻找自己可能获得的新技能并确定如何获得这些技能。

(3)中小企业目前能做的事情有限,有些企业在将销售转移到互联网,并且尝试进入电子商务平台,利用可能存在的服务并改进自己的网站;有些企业提供服务,如果他们认为疫情过后会有对某些服务的需求,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政府项目,并尽量推迟支出(比如贷款偿还),并推迟任何计划中的重大改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员工以某种方式保持在雇主可及的范围内,企业争取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帮助,这样员工可以在疫情结束后直接复工。

人类从来都是社会性动物

虽然疫情提供了新的工作方式——远程办公,但有些个性化服务是无法取代的,比如医疗健康、酒店和餐饮、教育等,并不是每个行业都需要适应更远距离的工作。

古希腊人在他们的书中写道,人是政治和社会动物。那是2500年前的说法,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这是人的本性。人们其实没有学会如何在房间里独自生活和工作。提高社交技能、改善服务、获得更好的教育,以及适应现代的行为方式、社会规范、不同的文化,这些都非常重要,可以让人们更成功。

本文由“罗汉堂”授权刊出。罗汉堂于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议,并由社会科学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共同发起的开放型研究机构。首批学术委员会委员以经济学家为主,包括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携手更多的全球社会科学家和实践者,研究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深刻理解并主动参与这一变革。的研究服务全社会,应对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并著眼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

编辑:吴鑫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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