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墨尔本挑选的外景地是个老工业区，从前的一些纺织工厂，现在改为高楼顶住宅和餐厅。其中一间，挂著“相机诊所”的招牌。哈！大城市都应该有这么一间东西，提供服务给那些相机发狂人，要是老友曾希邦看见一定很高兴，他将与这间诊所的人谈照相机，乐死他了。

好不好走进去看看？想了想。总之想做的，不做就后悔，便去敲门。开门的是老先生，圆脸，一副老实相，像年纪大了的查理布朗。他穿著白色医生制服，圆领，左边的肩上有三颗钮扣。我说明来意，想参观一下。医生助手走出来是个香港人，大家的关系又亲密了一层。

“我先带你走一圈。”他诚恳地招呼。我不客气地跟著他到处看，有许多新仪器，用来测量照相机的光圈、速度和焦点。

“要是正常的话，仪器表上那三行，都应该指著000。”说完，他把相机对准，拍将起来，表上指的是0.14、0.6、0.15，都不是000。医生抓抓头：“怎么不准？不过，大部分相机都有点偏差。”

“难修吗？”我问。

“越新款越难修。”他说：“什么都是电子控制，一坏整个电子板便要换掉，电子板大公司花很多钱设计，当然不能当普通零件卖，我们想以合理价钱为客人修，也没办法。”这时候他儿子走过来，是一位中年的查理布朗，穿著男护士制服，拿了个相机去修。整家诊所分两层，有十来个人工作，气氛安详。我问医生：“你们为不为专业摄影师设计他们的影楼？这倒是一笔大生意。”

他的答案令我汗颜：“我们这里像大家庭，都是志同道合的相机发烧友集中在一起，一有新相机就拆开来共同研究，乐得不得了。我也做过为人设计摄影棚，收入的确不错，但太花时间，设计影室的工作又不固定，我们在这里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为客人修相机，始终是较为长远性的职业。我和儿子也谈过，大家都认为收入少一点不要紧，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也就够了。”

“你的助手是香港人，你也没种族歧视吧？”我问。

他笑笑：“一有共同爱好，使是同一族人了。”说得好，我也微笑。

“而且，”他说：“中国人给澳洲人的印象是聪明、勤力，都是做教授、做医生的料子。”

“墨尔本赌场中，挤的也都是中国人。”我说。他点头：“有好有坏，哪里都一样。”

“我们东方人相信子继父业，想不到你们也一样。”我望著中年查理布朗说。

“谁不想把儿子当朋友呢？”他感叹：“要是他和我有同一个嗜好，我们不是每天可以聊个不停。但他是他，我是我，兴趣一样，见解还是不同的。年轻人总有一份固执，我认为他在走错路，正要纠正他时，忽然，我一想，也许他是对的呢？所以我又不出声了。我没有教他什么，我也不敢说我有资格教他，我只是把我的失败当成笑话地讲给他听，入不入耳是他的事，至少他笑了出来。能有一个儿子在身边是好的，我猜，这是运气问题，不是每个都像我那么幸运。硬硬来是不行的，只有愚蠢的人才会逼著儿子承继他们的事业。”

换个话题，我问他：“修理相机就修理相机，为什么要穿医生袍？”他笑了：“给初来的顾客有个好印象罢了。做我这一行，最大乐趣还是交朋友。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相机发烧友拿他们心爱的东西来给我修，他们满意，请我吃餐饭，我又回请他们，关系坚固长久。

“他们的相机是什么状态下拿来的？”

“有的都是子弹洞。”他说。

“子弹洞？当战地记者的？”

“不，这个人和一班朋友去打猎，买了一顶新帽子。他要去小便，怕太阳晒著相机，便把帽子盖著它。他的朋友走过来，看见那顶新帽子，大家说新的不好看，决定将它弄旧一点，大家便对著帽子开了几枪。”

“那有没有得修？”我问。

“当然没救啦！”他说：“不过我曾把一个砸得稀烂的相机修好。等这位顾客来拿相机时，我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才把相机弄成这个样子。他解释：我在郊外，看见一条大蟒蛇向我爬过来，我手无寸铁，就这么拿起相机来打它。他说完拿起相机对著桌子示范，我正要阻止他，但已来不及，碰的一声，他把我修得好好的相机又砸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