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受一位英文政论家Kee Thuan Chye的访问，将近结束时他对我说：“you are very passionate！”（你很重感情）。

我佩服他敏锐的触觉及深入的观察。我自己也深明是个重感情的动物，重情可能是一个人的优点，但在政治上也可能是最大的缺点。因此，比较接近及相熟的朋友都那么说，你做个文人，写写文章一定会活得比你参加政治更顺利及更写意。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你绝对有自我，你可以不管别人的感受及甚至于错误的理解。而当你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你的表现及言行绝对得顾虑及上级或下级人物对你的看法和感受。

暂且别往坏的方面想，其实我和林吉祥一起时的生活，确实有过不少美好的回忆。

他让我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七十年代初，当森州马来作家协会接受笔者成为其会员时，通过马来作家达赖玛拉的介绍，安排了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记者（他也是森州马来作家协会的成员）给了我一个专访。没想到该报在星期日的言论版以三分之二的版位刊出我加入民主行动党及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报导。林吉祥同志其时是党全国组织秘书，他读到前锋报的专访，写信对我作了一番赞扬（那封信是寄到芙蓉支部的，可惜没有保留）。

合作“水乳交融”

第二个印象是在七十年代末，我打算不参加大选的日子，吉祥同志到芙蓉劝我继续为党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因此，我决定移师在雪州加影区披甲上阵。

第三个难忘的日子，是他在八十年代对我的信任。八二年大选我虽在霹雳华都亚也竞选失败，但我身为党全国宣传秘书和党秘书长的合作，可以称得上是“水乳交融”，合作无间。

第四个是他给我的恩惠，这让我终身难忘。在九十年代初，我的女儿春丽（现居澳洲），在求学时和巴生的学校出现一些问题，我跟吉祥商量，把她转校到槟城去继续中学的课程。感激吉祥同志，他二话不说，并答应替我解忧，把我女儿安置在他槟城的家里住下来唸书，我女儿顺利完成中学课程，后来她进入南澳大学就读建筑工程，成为一名专业人士。除吉祥同志外，还要感激吉祥夫人梁玉治女士及其小女儿慧英的许多照料。没有他们一家，女儿可能不会成为一名绘测师、估量师（Q.S.）。

除了为政治忙碌，我和吉祥在九十年代初也有轻松的时刻。那就是两人在玩围棋的日子。我们在八打灵的党总部经常下围棋。我们的围棋是向行动党元老钟国添同志学习的。钟氏是一名绘测师，六十年代就参加了民主行动党，但他一直没有意思参加大选或竞选任何国州议席。每逢大选到来，钟氏总是忙着替新的候选人灌输作为一名国州候选人应有的基本知识，以便他们可以从容上阵，不会在成为合格候选人之前绊倒在提名站的门外。

钟师父总让子

除了我和吉祥同志，喜欢下围棋的还有陈庆佳、沈观仰、彼德达申几位同志。可惜除了围棋师父钟国添、林吉祥与我，其他的三位同志都先后作古了。

回忆起下围棋的乐趣，上述的几位同志在下棋时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与作风。钟师父下棋总得给徒弟让子（其实让我三子，我也赢不了他），但他有时故意下输棋，这样你才有趣味跟他玩下去。众徒弟中，我发现彼德达申的棋艺进步得快，其次是沈观仰。

吉祥同志下棋时没有专心下棋，他总是在想下一刻要做什么，要发表什么政治声明，要去哪里见什么人。棋下得差，是有理由的。也许下棋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因他清楚中国毛泽东的围棋艺术，什么乡村包围城巿，他也学通过下围棋的思考如何应敌吧？！

九十年代中，有一个黄昏我们站在开往槟城的渡轮上，在夕阳斜照下，迎着海风，听着拨浪前行并发出沉吟渡轮机声的一刻，吉祥同志喃喃地对我说：“我们每进一步或退一步，都得周详的思考，思考它会有什么影响和结果。”那一刻，他真像一个哲人或一位饱经世故沧桑的战士，不是一个不计得失，不管后果的政治领袖了（那时他正思考着丹绒一役的计划）。

如果时间可以让我来分配，人生的际遇与过程可以重新安排，我真愿意没有九十年代的末业，时间永远停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的日子里。这样，我和吉祥之间便不可能发生许多不愉快的事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