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丁自土耳其归国，不经隔离，到处趴趴走，引来挞伐，虽经道歉，缴付罚款，然无法平息众怒。没想近来总检察官宣判因为证据不足，决定不提空凯鲁丁，此案算是了结。这个结果，可想而知，舆论哗然，更为不满，却又莫可奈何？笔者固为无可奈何之一员，唯有借报章宝贵的版位以古讽今，权作马后炮，宣泄心头之愤怒。

《春秋》襄公三十年，记载安葬宋国夫人，并以谥号来称呼她。照春秋的义例，鲁国以外的夫人过世不书写，但这次破例书写是伤痛她因贤惠致死。当时宋国大火，她以保姆未到，坚持不离开居所，结果活活被烧死。古代贵族皆配有傅母和保姆，以正其言行，并贴身保护，有如后来大户人家女子的乳娘。《淮南子·泰族训》评论得最好，认为：“观乎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即便当时她逃离现场，性命为大，也无可议之处。然而，她选择以性命捍卫礼义，如此义举，以《春秋》的书写原则“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春秋繁露·王道》）自然要笔录之，以为范例，以正视听。

行为低下

凡事皆有一定礼仪和守则，行事也有一定的原则，人孰无过，故要“赦小过”（《论语·子路》），“以人治人，改而止”（《中庸》），但大过绝不能宽赦。如果在平日里，带病四处走动，我们还会关心问一句，为何不在家休息。然而，在抗疫非常时期，身染能致人死命的传染病，身为内阁部长，贵为国家领导，却不能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反而作了个恶劣示范，还远不及一位妇道人家，凯鲁丁行为之低下，可想而知。

《孟子·离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论语·里仁》：“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义者，宜也，做合宜之事也。惟义所在，义之以比，是我们国家领导必须遵行的行事原则。

《春秋繁露》讲“绝诸本”，自根上就要杜绝，但首相不为此图，为了保其权位，选择缄默，其他之事可想而知，乱臣贼子肆无忌惮，恐怕将为政治新常态。

（作者为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