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反暴不成暴君会更暴虐 | 中國報 Chin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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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宇:反暴不成暴君会更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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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是个群魔乱舞的年代,主要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直到大约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民族国家抬头的时期为止。

    正如探讨古希腊罗马绕不开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 在探讨中世纪的政治时,我们难以绕开宗教,尤其基督教对中世纪的政治影响。

    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的国教,而教会也日益成为有世俗权力的组织。

    奥古斯丁(St.Augustine) 的宗教政治学则成为了中世纪早期的宗教政治基石。
    宗教势力抬头的初期

    奥古斯丁(St.Augustine) 的宗教政治学则成为了中世纪早期的宗教政治基石。他的政治哲学体现在他的双城论中——双城指的是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


    根据奥古斯丁的思想,在上帝之城中,人们依精神去生活,爱永恒之物;在世俗之城中,人们依肉欲去生活,爱转瞬即逝之物。他认为教会优先于政府,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好人不受坏人侵害。可是好政府或坏政府,根本无法跟上帝之城相比。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降低了政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却提高了个人要追求的目标——“永恒”。

    在公元8世纪,教会势力扩张,形成了教皇国,教皇成了耶稣在人世间的代表。到了12世纪,教皇发动了教皇革命,那时教皇有权废除国王、授予和解除主教称号、调动主教、解除臣民对君主的效忠。此时期的教会,已不再是一个存粹的信仰共同体,而是具有显赫权力的建制,为了维持这种权力需要有收入,所以教会开始收什一税,到了13世纪后期更开始贩卖赎罪卷。

    中世纪的政教冲突其实是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初期,罗马的统治者改信基督教,并以基督教来笼络及统治平民。

    那个时候的教权是在政权之下。后来,由于信众越来越多,主教的权力日渐增加,而导致了平民只听主教而不听政府。那个时候的教权是凌驾于政权之上的。在教权的巅峰时期,教皇可以罢免国王,以圣战的名义发动战争讨伐叛乱者。

    到了13世纪后期更开始贩卖赎罪卷。
    混合政体恶行最少

    政教结合的政权似乎只出现在亚伯拉罕系的宗教。在中世纪,有狂热的基督教徒试图在人间建立基督的理想国。过了不久,伊斯兰教崛起,也是以建立政教合一的政体为目的。不同的是,如今已没有狂热的基督教徒,但极端的伊斯兰分子,以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为目标的仍然存在。而在亚伯拉罕系里的犹太教,直到今天,也仍然致力于建立心中的锡安城。与之相比,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似乎从没想要建立起“人间佛国”的概念,存粹的政教结合到底是好是坏则需要另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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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古斯丁去世800年后,基督教有诞生了另一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教义并入基督教,使他对奥古斯丁的政治悲观主义进行了修正。阿奎那认为,政体有好有坏,理性的人不能不做出判断,政治社会虽然无法令人得永生,但仍然十分重要。

    对于阿奎那,君主政体最佳,正如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一国也只应有一个国王。他指出在民主政体中,平民的人数多于富人,平民利用此优势来压迫富人,实为“暴民统治”。考虑到政体有退化,不再能服务公众安危,从实践效果来说,混合政体恶行最少。

    在奥古斯丁去世800年后,基督教有诞生了另一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反叛暴君时要谨慎

    关于君主政体上可能出现的暴君,阿奎那提醒人们反暴君要谨慎。他说:

    其一,反暴不成,暴君会变得更加暴虐,民众反而会遭遇。

    其二,反暴君的行动如果成功,反叛行为本身会引起人们的分歧,由此可能引发内战。

    其三,反暴成果容易被另一个集团窃取,而接管暴政的集团吸取前任的教训,会更加暴虐,使用高压政策压迫人民。

    阿奎那劝人民做出反叛行为时要谨慎,在劝告君主时,则直言暴政必亡,暴君没有好下场。关于君主的职责,阿奎那写道:“君主的任务有三。他必须首先确立他统治的社会安宁。其二,他必须保证不让任何事来破坏这种安宁。最后,他必须费尽心机继续扩大这种福利。”

    在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中,可取的是关于人民反暴君的看法。虽然他支持人民反暴君,但他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痴心妄想推翻君主

    在教权与政权争夺的欧洲,共和与民主不可能有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共和或民主制的精髓在于人民必须自我思考,参与公众事务,致力于提升公众与自我的福利。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有悖基督教的中心思想,我们能从奥古斯丁对政治的冷漠看出。就如阿奎那这般受过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修道士,也支持君主制。

    在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中,可取的是关于人民反暴君的看法。虽然他支持人民反暴君,但他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可惜的是,阿奎那并没有对于这件事发表任何有用的解决方案。他只是用了一句“暴政必亡”来告诫君主。这种说法好像在对做坏事的人说,坏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纯属于心灵上的安慰。

    不过细想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阿奎那主张的君主政体不但在国家中实行,在当时的教廷也实行这教皇统治的政体。阿奎那的说辞,可说是在警戒君主,也在警戒教皇,仅此而已,妄想他提出如何推翻君主的方案,简直是痴心妄想。

    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本身具有独立性。阿奎那的努力,是为基督神学注入了特洛伊似的木马。阿奎那去世后,一名叫马西利乌斯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者,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为世俗权力辩护,被视为最早提出权力论的思想家。马西利乌斯反对教皇与教会的权力,向世人宣告教皇与教廷对意大利事务的插手,造成了意大利的苦难与战争,他们是和平的破坏者,世俗国家通过法律带来的和平,是和平的保护者。

    封建制之下,不存在政治上统一的整体,不存在权力的中心,社会与政治基本上属于地方性组织。
    骑士制度的诞生

    纵观整个中世纪,最重要的制度是封建制(Feudalism)。封建意味着分封建制,这种制度,以中世纪西欧最为典型。封建制之下,不存在政治上统一的整体,不存在权力的中心,社会与政治基本上属于地方性组织。伴随着封建制而诞生的则是骑士制度——骑士的信条是“忠君,护教,行侠”。

    哲学主张思辨,宗教则主张顺从,试图把哲学带入宗教,带来的后果对宗教是打击性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依我看来是源于皇权对地方性的掌控逐渐衰弱。中央的命令难以达到地方政府,最后则导致地方上某方面的独立。

    名义上来说,地方还是属于中央,实际上,地方政府自成一国。在中世纪过了几百年后的日本,由于天皇的权力式微,导致了幕府权力过大,最后也形成了封建制度。在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制度则与日本的武士制度十分的相似。在两个相隔千万里的国度,纵使过了几百年,可政权演变却惊人的相似,这证明了历史总是不断的在重复自己。

    在中世纪后期,城市逐渐从封建体系中生长出来,成为新的文明。城市有自己的法律,其源头可追溯至市民最初为安全而定的誓约。这种通过互相立约成形的共同体,保护了城市里的人免遭封建势力侵犯。城市获得自由,是斗争的结果,此种斗争,常伴有武力。在这种过程中,城市往往与君主站在一边,对抗封建领主制。

    12世纪初的法国,也逐渐有君主把自治权给予城市,以对抗封建势力。城市的诞生与自治也象征着中世纪的结束,欧洲逐渐进入民族国家的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政治思想史(2) 編輯:吳鑫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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