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元首颁布紧急状态以来，国内民间和朝野的反对声浪不断，现时已上升至入禀法庭，进入司法抗争。慕尤丁此举，表面堂皇的理由是全面有效防疫之需，实则其不可言说之目的是禁开国州议会和举行大选，此两者皆会动摇其政权，相位不保。慕尤丁假冠病之名以保政权，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需赘言。如果首相不遮遮掩掩，直接道出为了防疫不得选举，因为沙巴州选的疫情反弹后果，至今愈来愈严重，有目共睹，相信会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反而可减缓攻击的切入口。慕尤丁不此之图，结果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得，反落人口实。

《春秋》宣公四年有一段如下记载：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其意是鲁宣公由于无法独立攻取莒国的向邑，假意联合齐国调停莒和郯的纷争，结果遭到莒国拒绝，最后宣公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竟然攻打向邑，并占有之。莒国拒绝是因为了解宣公的意图，最后还是无法逃脱鲁国以大吃小的命运。何休对这段文字的批注是“行义为利，故讳”。

另有变通空间

从古至今，政治上许多龌龊肮脏的意图，政客总会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包装。慕尤丁的所为，当属此例。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对此行迳自然有所挞伐，上述取莒即为显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秦始皇》里认为秦始皇以私心废封建，行郡县，是“天以其私行其大公”，似乎是冥冥中的主宰在通过秦始皇将历史巨轮导向正面发展，隋炀帝的开凿运河亦可如斯观。然而，如果最后导向负面发展，则成为“天以其公行其大私”，将成为莫大灾难。“公”“私”两字的对调，竟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行义为利”固然可恶，但儒家也不尽然全盘否定，另有变通行权的空间。《孟子·尽心上》：“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假借仁义而不非真心实行，如果最后弄假成真，未尝不是好事。富翁家财万贯，孩子不孝。在富翁身染恶疾，不久人世之际，其子奉汤伺药。床前尽孝，不过为图谋其家财。没想富翁苟延残喘多时才过世，其子为了家财，只好继续病榻尽孝。最后不仅获得家财，还得孝子名声，大概就是久假不归之意了。经权问题，涉及结果的善恶，如果最终得恶果，则不符这个变通原则，必须是双方各得其善，方能成立，否则就是墙头草，两边倒，而嫂溺叔援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