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可以优雅老去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93岁的符金菊便是这样一个奶奶，但她这一抹雅致里揉合了情感的言语。打从年少时就爱上穿旗袍，自七十多年前开始把旗袍穿成日常，后来，她那扬名国际时尚界的设计师儿子冼书瀛（Zang Toi）便是背后的时尚推手，常年为她缝缀有质感、有内涵，更有故事可说的旗袍，她则把思念都穿在身上。

每逢农历新年，常年身在国外的大马著名服装设计师冼书瀛，几乎都会自制一张手机版贺年卡，向远近的亲朋戚友拜年，卡中人除了有他之外，必有妈妈符金菊。

在合照中的冼妈妈（Mama Toi）总是以一袭典雅旗袍示人，熟悉他家的人皆知，她是不折不扣的旗袍控，天天穿旗袍，所穿经典之着都出自于设计师儿子之手。

正因如此，尽管今年已经93岁了，冼妈妈的着装不失时尚感，旗袍设计从繁复到简约，颜色从重彩到淡雅，她都驾驭得当，是大家眼里名符其实的“气质奶奶”。

在这个疫情笼罩的新年里，一个在美国纽约，另一个在大马吉隆坡，这对分隔两地的母子聚到了这里，跟读者们聊这些年的那些旗袍故事。

对于妈妈穿旗袍这件事，冼书瀛接受《中国报》独家专访时，说道：“最初的记忆出现在3岁那一年，我觉得，妈妈看起来与众不同，也看起来非常时髦。”

“按我所记得的，妈妈每天都在穿旗袍……有人告诉我，她打从18岁起就开始穿旗袍了，那是她的‘时尚制服’。”他以“美丽的妈妈”来形容眼里穿旗袍的她。

如今成为服装设计师的他，为穿旗袍之所以美找到这个说辞，他说：旗袍沙漏形状和侧摆衩的主要特征，凸显了穿著者的女性魅力、优雅，以及迷人的美感。

行文至此，是时候让冼妈妈道明原由了，她笑说：“我16岁就开始穿旗袍了啦。”据她说，当时正值日本占领马来亚，时局不好，为了节省生活开支，她便开始自己缝制旗袍。

“当时，做一套上衣连同裤子需要4码布匹，这要花很多的钱呀，可是，一件简单短旗袍只需要一又四分之一码的布匹，特别划算。”

“况且，做旗袍一点都不难，我也不必量身，就只是参考日常服尺寸，把布料裁剪好后，就把它缝起来。”她提高语气，说道：“以前我是用手缝的喎！”

原来，那个年代只有富裕人家才会有针车，“买不起针车的家庭，便得用手慢慢地一针一线的缝。”等到她有能力拥有一台针车时，她已嫁作人妇了，“我21岁那年结婚的。”

“旗袍款式简单，既节省布又容易做，且穿着方便，加上我也喜欢。”因为如此，她打从年少就常穿自个缝的旗袍，穿着它进出父亲经营的咖啡店，也穿上它来赴朋友之约。

“每年都会给自己缝制两件新旗袍，也只有在农历新年时才会添新衣。”少年时的冼妈妈绝然未曾想像过，未来有个立足国际时尚界的设计师儿子，花心思用针线为她密密缝。

生活教会她的事情

“我们那个年代的女生，若是平日有穿旗袍都是选择及膝的短旗袍，只有结婚当新娘子时，才会特制长及脚踝的旗袍。”冼妈妈如是提起昔日时装事。

虽然她也会缝旗袍，但她笑言，当年的新娘旗袍还是交托给专业裁缝师处理，“我的手工不够精细呐。”当一件旗袍做下来，她说，那些年女生最讲究的是衣领。

“衣领的布需要上浆，浆糊用薯粉制成，之后熨烫好才做，这样衣领才不会软软塌下。”另外，领子要够高，剪裁前注意颈围也不能忽略颈长，“当然，也不能过高，以舒服为准。”

“至于旗袍袖子跟普通家常服一样，不会有太多变化；裙长则视个人喜好而定，通常，我会做超过膝盖一点点。”

为人妻母之后，她穿旗袍的习惯依旧在，“平日也会穿其他裙子，但还是会以旗袍为主。”她强调，若是穿两件式衣裤，裤子要长长的，“这样不合算啊，还是旗袍最好。”

“只要缝过一件后，往后就按照这件样本裁剪，在腰部一点点收腰，穿起来就好看了。”生活让她学会裁缝，也教会她变通。

老师成专属裁缝师

冼妈妈自制手工旗袍的习惯，一直维持到有个名字叫着何小云的邻居当起裁缝师为止，“她原本是一名老师，我都以‘何生’称呼她，她后来学裁缝也转开裁缝店，生意特别好。”

于是，她的旗袍全部都交给对方缝制，“那个时候，做衣服的费用相当便宜，连带布跟做工，一件短旗袍只收6令吉，长旗袍则是8令吉。”

何生成了她首个专属裁缝师，后来更替她做了首件长旗袍，“我是要穿上它来出席阿Zang在美国的毕业典礼的，当时校方指定颜色是黑或白，我选了黑色。”

那一年是1984年，她在丈夫已故冼汉英的陪同下，带着邻居裁缝师给她做的长旗袍远赴纽约去了，“告诉你，我的衣橱还保留着卅年前的旗袍呐。”

她指出，那些年做旗袍都采用棉料，“非常好穿，也非常耐穿。”当她从家乡吉兰丹瓜拉吉赖（Kuala Krai）迁居到吉隆坡以后，念旧的她依然沿用这位邻居裁缝师。

“当她做了好几件，便一次过把旗袍寄过来给我。”直至那一年冼书瀛载誉而归，这个做旗袍的重任就移交到儿子手中了，“他每年回来都会把设计好、做好的旗袍带回来。”

“还有阿Zang的哥哥书沦每年都会到纽约两次，他也会顺便把旗袍带回来给我。”她透露，每次收到的件数不一样，“试过一次带同长和短旗袍各两件回来。”

在她眼里看到闪烁

问及冼妈妈收过多少件来自冼书瀛缝制的旗袍，“哎哟，数不清了。”这个答案跟儿子的回覆不谋而合，他笑说：“我数不到了……也许是200至300件吧。”

当中，始终忘不了的是他为妈妈缝制的首件旗袍，“它的设计来自1991年春季系列，那是一袭淡黄绿旗袍，缀以金牌图腾的法国蕾丝。”

他忆述，当时，在离乡背井长达13年后，他首次回国庆祝农历新年，那也是让他拿下美国Mouton-Cadet青年设计师奖的服装系列。

在往后日子里，他每一回给妈妈缝制旗袍时，总是将最新系列的当季面料和刺绣结合在一起，“所以啊，她拥有我每个系列的作品哦。”

至于让他持续不断给妈妈做衣裳的最大动力是什么？他感性地说：“妈妈看起来既时髦又迷人，还有每一回给她旗袍时，我在她眼里看到闪烁。”

在给妈妈做的众多旗袍里，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是手工线绣盘龙旗袍，当时，他以丝线（silk thread）、亮片（sequin），以少许钉珠打造六色的龙，从而创造立体感。

“这旗袍用来向从前我们在家乡瓜拉吉赖经营的杂货店致敬。”杂货店名字叫“万隆”，由于冼妈妈肖龙，他便取谐音“万龙”，在她八十大寿时，他做了这件穿起来架势十足的“万龙”旗袍。

衣橱里装满了牵挂

自年少培养起来的穿着习惯，旗袍早成了冼妈妈的家常便服，不管上巴刹或浇花，还是睡午觉，她都短旗袍不离身，“从早穿到傍晚，穿惯了，穿别的会感觉不习惯。”

在疫情来袭前，她偶尔也穿长旗袍出席宴会或是家庭聚餐活动，不论哪种款示，只要是儿子缝制的，她觉得每一件都美，每一次看到都开心。

“有孩子做衣服给自己，那种心情是说不出来的。”若是把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游子吟》套用在他俩身上，原版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即成了“游子手中线，慈母身上衣。”

每一次回国前，冼书瀛都埋首于把衣服缝得严严实实，担心下一回再回去会迟，像一场疫情阻隔下，距离上一次他回家时间已是一年多了，“今年新年没有他做的旗袍了啦。”言语中隐露了牵挂。

但她不知道的是，在远方的儿子没有忘记也不曾停下来给她缝新衣，“在这个牛年，我为她缝制一袭黑真丝手工线绣银龙旗袍，让她穿来庆祝我即临的60岁生日。”

这一边厢的冼妈妈心中最大新年希望是疫情赶紧好转，盼着儿子于今年6月得以回马庆生。

“每一次打开衣橱，看到全是他做的旗袍，仿佛看到孩子，也感觉他就在身边。”这些年来，她把旗袍穿成了日常，也穿出了气质，更穿进了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