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1969年，拍《女校春色》、《裸尸痕》和《海外情歌》时，和陈厚做了好朋友，混熟了之后，忍不住问他：“很多影迷都说乐蒂的自杀，是你害的，因为你是一个花花公子，这个结也一直打在我心上，你可不可以为我解开？”

陈厚叹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乐蒂的个性像林黛玉，总是怨别人对她不好，我当然也不好，但不会做出伤害她的事。”细节我也没有追问了，也不需要追问，都是成年的男女，之间有他们的私隐，外人不明白，也不会明白，说来干什么呢？

当一个演员，陈厚是无懈可击的，他总会演绎出导演们的要求，加上自己想表达的方式，与导演商讨之后把角色演得完美。但对井上梅次、岛耕二等日本人，话又不通，如何表达？陈厚会把一场戏用三至四种不同的表演做出来给导演看，让他们选了一种，再加深发挥，岛耕二曾经对我说过：“这么灵活又优秀的演员，在日本也找不到第二个。”

在拍南海情歌之时，他已得到癌症，但很痛楚也不告诉我，在船上一直和我谈笑风生，有时又扮起马克安东尼，背诵他的演讲，他说得一口好牛津英语，看的英国文学众多，对莎翁的对白，更是熟练，毕业于上海圣芳济的他，是位知识分子，平时最爱旅行和读书。

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表演给导演看，他回答：“我不知道导演心里想些什么，所以只有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试探，也许他们想把整部戏弄得疯狂夸张，也许他们要的是压抑住的幽默，并不是每一个导演看完剧本就知道他们心目中要的是什么。”

看到了悲惨的一幕

在没有他戏分时，陈厚也是西装笔挺地坐在旁边看别人怎么演，他当年也红极一时，但永远不摆一副明星相。我们的船开到了新加坡，但因为要等第二天海关人员上班时才会上船检查护照。新加坡的影迷非常疯狂，听到消息后租了几十艘小艇，坐满了人向我们的船冲来，陈厚回到舱房换了另一套蓝色的航海双排纽扣西装，白色裤子，悠闲地走出来，双手搭著栏杆，一只脚跷在另一只脚上，做好架势等待影迷来到。

岂知影迷们在远处以为是另一个人，大喊：“杨帆！杨帆！”

当年杨帆的《狂恋诗》刚好上映完了，身旁男女都为他欢呼，陈厚听到了把他那盘著的脚收起，从容地整理了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向他们深深地一鞠躬，退回房间。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也在这些前辈身上看到了悲惨的一幕，不管你有多成功多红，始终都有谢幕的一天，时间来到时，都应该向陈厚学习那份优雅。

我跟著把手头的工作做完赶回香港，因为我听到这位老友已进了医院。坐了德士赶到半山上的明德医院，一急了事前也没有问清楚是几号房间，我在柜台问那些值班的修女：“请问陈厚先生现在在哪里？”

“哪一位陈厚先生？”修女反问。

“大明星陈厚先生呀！你们也应该知道他是谁！”我急得团团乱转。

“没有听过就没有听过！”领班的那个修女板著面孔，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刚从新加坡赶来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听说病得很严重了，你们就让我看一看他吧，就算看一眼也行，我今天非看他不可。”我哀求：“我明天就要赶回日本的呀！”

修女还是摇头。

“圣经上没有说过不可以撒谎的吗！他明明在这里，为什么你们骗我说不知道！”我已觉得没有希望见到这位老友。

安详地走完这程路

低著头走到门口时，有个最年轻的修女偷偷地塞了一张纸头给我，写著门号。我冲了进去，那些老修女看到了要阻止，但我已推开了门，看到陈厚，他也像知道怎么一回事，向老修女说让我进来。

人本来瘦的，当时看起来体重更是减轻了一大半，陈厚怕我担心，尽量说些轻松的话题，并向我说没事的、没事的，但他知道我是不相信的。转个话题，他说：“你没有见到我的新女朋友吧？她是个英国人，长得不算漂亮，但是肯听我的话，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我起不了身，想要时，只好叫她用口了，哈哈哈哈。”

病得那么厉害，还讲这些事，最后他说：“当演员时，还可以卸妆，但真人卸不了妆，我这么病，会弄得我越来越难看，怎么对得了观众？我还是离开香港好，我在纽约有些亲戚，过几天等人好一点就会飞去，那里没有人认识我，可以安详地走完这程路。”

我握著他的手，向他告别，走出病房时，看到那个说谎的老护士在外面偷听，也哭了。陈厚走时，只有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