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日本后继续买日本片到东南亚放映，日活公司的外国部为了业务成绩，把版权以五百美金一部的贱价出售，其他公司也跟著照此价出售，买了不少卖座的片子，包括盲侠，眠狂四郎等等卖座的片子。

六先生来东京的次数也渐多，一天，他忽然向我说：“你去台湾吧，我在那个市场赚的钱，也应该拍些片子花掉。”结果拍了《萧十一郎》。导演是徐增宏，说起来是张彻的启蒙老师，虽然张彻大他约十岁。

剧本由古龙写，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是小伙子一个，印象中是他的头特别大，喜欢喝酒，导演也好此道，常在一起泡酒家，所谓酒家，是有酒女陪伴的欢乐场所，常去的一家就在我们下榻的是南京东路的“第一饭店”，台湾人叫旅馆为饭店，但不卖饭；叫为酒家的，主要是卖女人，我虽年轻，但认为这些陪得喝酒为职业的女子，应该像日本的艺妓或韩国的伎生，有点技艺才行，不是说完“先生贵姓”就坐下来干喝那么简单，故兴趣不大。

当年的台湾就相当灰暗，街灯也不大放光明，最好的是买书了，什么都有，什么都翻版，纸张很薄，但我都不在乎，在东京Jena洋书店买不起的台北都有翻版，价钱是原版百分之一那么便宜，记得在中山东路有好几家书店，经常流连忘返，一买就是几大袋，我在台北一住就住了两年，到了后期，小房间放不下了，还得租另一间来放，反正房租也便宜。

在这段时期结交了专搭布景的陈孝贵，年轻时与人打架，打掉了一只眼睛。陈孝贵有一架电单车，我坐在他的后面四处看景，在台路上飞奔，几经惊险，但人年轻，什么也不怕。怕的倒是谣言，邵氏台北办公室的职员都看不惯我这个香港派来的小子，一直向六先生打小报告，说我在台湾不停地搞男女关系，弄到有一次亚洲影展在台北举行时，六先生在他的客房中指责我这件事。

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年轻嘛，女朋友多又怎么了？人又还没结婚，搞的又不是公司里的明星，有什么好说的？事实上，我很遵守家父教导我的，别在工作地方谈恋爱。在邵氏那么多年，不能说没得到女演员们的青睐，但我都没有与她们发生过什么绯闻，一直持续，我常用英语“don’t shit where you eat（不在吃饭的地方拉屎）”来勉励自己。

被六先生说了，我也没反驳，反正自己清白就是。

《萧十一郎》用了当年邵氏的玉女邢慧当女主角，男主角是台语片的小生吴东如，后来也来港当小生，改了“韦弘”一名，认为“会红”。后来也一直黏在当权的方逸华身旁，但始终没有红起来。拍完《萧十一郎》，另一部和台湾公司合作的《梅山收七怪》也开镜，是部特技片，请了日本导演山内铁也过来，由井莉、陈鸿烈和金霏主演。

这些电影的故事都不是我喜欢的，反正当年公司叫说拍什么就什么，当成工作，尽量把它们完成。艰苦的是拍戏的过程，为了找适当的外景，搭布景的陈孝贵带著我，租了一辆破旧的德士，记得车胎已经磨平了也照驾，穿山过水，跑遍台湾。几次差点因路滑而翻倒山谷中，年轻嘛，不怕，不怕。

在台湾的乡下，尝尽当地的美食，又适逢他们的庙会，每家每户都做出大鱼大肉来宴客，什么人经过就拉什么人来吃，请不到客人没有面子。老一辈的台湾人都会说日本话，究竟被日本统治了近六十年，我用日语与他们交谈，感到亲切，当年的台湾，是朴实的，是充满人情味的。

当年台湾的娱乐事业特别繁荣，流行的笑话是香港男人见了她们几次，翌年就抱一个小孩来见客，男人为她们买了奶粉婴儿衣服。最红的夜总会叫“新加坡”，有时候遇到些女子，问她们是那里来的？回答说新加坡，我以为遇到老乡，还天真地问说是住在那一区，是加东？或芽笼？

台北市区的管理还相当落后，一场大雨，造成洪水泛滥，淹没了整个台北，连我住的第一饭店的大堂都浸满了水，电梯也停了，走楼梯下来，见工作人员被水淹到腰部，一切都停止了。

吃饭怎么办？本来我不会在旅馆叫东西吃，常到对面的大排档炒个面回来充饥，当然那大排档也被水冲走了，房间送餐服务也停止。正在肚子饿，从房间窗口望出，见到陈孝贵和几个老友划了一艘小艇送食物来到，更感台湾人的人情味。

后来，当我离开电影界，组织了高级旅行团，和团友们到世界各国去吃最好东西时，还会想念台北的福建炒面，以及街边档口切仔面，又组团去了无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