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倾斜》、《教授等雨停》在2018年先后出版，敏感的读者觉得我用《倾斜》为书名，大多不解。过去我正襟危坐写诗，二十多岁写论述《诗的音乐性及其局限》，在创作方面，我用音色、对仗、对比、明暗喻、押韵、行内韵，甚至一首诗换两、三个韵写诗。

2014年，天狼星诗社在熄火停工25年后，正式申请社团注册（过去是民间团体）。那年我刚好70岁，我知道要用倾斜的角度看这世界，或许还会看到一些真相。要用曲喻，要用“扭计曲喻”（torturous metonymy）才能融情入景，才能借力使力。要像某些博士教授那样一边问“马来西亚华人还需要马华文学吗？”另一方面在大学的中文系里增设“马华文学研究”那一类课程，让学生撰写硕博。牛仔裤有补钉是时尚，裤子倒着穿才有型。

I am not crazy，我知道美学的分寸。以物喻人，中中之资的诗人都会写，以人喻物，自己可以不可以多试？还有以物喻物也很有趣。我不相信六道轮回，我相信两重世界。我相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深刻体会潜龙在渊、冗龙有悔。对我而言，生活的趣味在于惊喜，生命的趣味在于“似曾相识”（deja vu）在于“偶然发现”serendipity，在于“顿悟式显现”（epiphany），甚至在于一刹那的“入神”（entranced）或“恍神”（space out）。

陌生汉语完成诗

好的诗几乎一定是用“陌生的汉语”完成。作者用陌生的白话，表达一种ーー也只有用陌生的白话始可言传的ーー气氛或意境。所有的佳作，都是诗人逼近语文的临界、万丈悬崖的语言深壑，突然刹掣、转轪，甚至腾跃而起的高难度技艺表现。

这部诗集《衣冠南渡》，一方面是我的《倾斜》《教授等雨停》的自然发展。在一条过道上，恰逢下雨，两人在过道相遇，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得侧身相避。这是人生经常遇到的情景。学生身分比较低，可能会让自己淋湿让教授先过；事实上，有教养的教授往往慌不迭忙向里面挪，让学生避开风雨。这是一个“含糊近乎模拟两可”（ambivalent ）的处境（situation），我觉得这些遭遇ーー应该说是“邂逅”ーー本身就是诗，行动中的诗（poetry in action）。

《衣冠南渡》的170首诗，完成的颇为戏剧化。我于2019年11月中旬发愿每日一诗，写够100首才停止。2020年3月1日，我的100首写成（后来还意犹未尽，多写了五、六首）。我在audition录音室用六弦琴自弹自唱自己的诗《一九八四年注脚》。那天在酒楼撑饱了肚子去录音，效果有点滞，声音带点胃气。

但是我的情绪很好，歌与诗词分家是苏东坡的事。他用作品不协律仍是佳篇作证。我的诗，包括《格律》《一场雪在我心里下着》《众生的神》《流放是一种伤》……都可以唱，旋律称得上动人、意境幽远的作品。

文明的进步很难

我们的前面不仅有冠状病毒，我觉得还存在着变的机会ーー变的先机。100年前（1918～1920年）西班牙发生大流感（influenza pandemic），500万人确诊。这之后是世界主权的转移，现代化进程强势启动。百年之后的今天，全球有348万人死于冠状肺，这个世界的许多政治人文及其他体制（包括家庭制度、学校教育），都必然面对重大改革，那就是我提的“再现代化”（modernism re-modernized）。

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提到一项观察：“文明的进步很难，文明的消失却很容易。”我不便在这儿预测什么。改革必然面对阵痛，再现代化必将面对冬烘、道学先生有意无意的阻挡。由于再现代是高端文明的追寻，我、我的诗与我的战友，都有信心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