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同意，但是必须尝试理解。”这是出自周保松《我们的黄金时代》书中的一句话。《我们的黄金时代》不能算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围绕著自由主义的文集。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则是围绕著几年前的“雨伞行动”所发表的系列文章。

虽然本书主题以“雨伞行动”为主轴，但讨论的核心却是关于自由主义以及社会正义。文章清楚解释了何为“公民抗命” (Civil Disobedience)。公民抗命，先行者通过自我牺牲来显示法律和政府的不公，以其让更多公民觉醒并加入抗争行列，从而逼使政府顺应民意做出改革。公民抗命也是一场公开、非暴力的，基于个人良知的政治行动，通过有意违法，以求达到改变不义的法律。

历史上著名的公民抗命事件有波斯顿茶叶事件、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事件、马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还有女权参政事件。到了近期的较著名公民抗命有BLM、占领华尔街、泰国学生通过罢课占领公共场所等方式要求军政府改革。

回到香港，无论在早期的“雨伞行动”到最近的“占中”只是围绕著一个目的——争取“真普选”。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不认同抗争著的选择，但必须尝试理解。如果我们连理解也不愿意，并漠然冷对抗争著的付出，是对他们的不义，也是对他们的伤害。

如果有留意网络留言，我们不难看局外人甚至是香港本土的少数人，对于这群示威者的嘲讽。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止于香港，不论海内外，面对类似的事件，许多人会相信这群反抗者背受他人蛊惑、煽动而做出此种行为。作者觉得这种简单的看法，等同把群众认定为一群没有独立思想的盲从者，只要某人喊几句口号，大家就会跟著去犯法。

须知，这几百万人不是抽象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这里面，有穿著校服的学生，有地盘工人，有打著领带的白领，有平时喜欢逛街喝咖啡的文青，有记者、社工、老师。他们大部分人不为名利，没政党背景。为什么要冒著被告、被人打、被人羞辱的风险,花时间来“妨绕”这个属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作者在几篇文章里屡屡引用罗尔斯的《正义论》来诠释正义与正义社会的概念。根据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法律和制度如果不义，便必须修正，甚至放弃。正义社会的首要原则，是必须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自由。我们因此不能说，只要依法而判，正义便在你身边。”

关于作者提出的“公民抗命“理念，个人认为”公民抗命”成功的基础在于开放性质的政府。只有开放性质的政府，才会有与人民对话的必要，而只有开放性质政府立法执法之前都必须再三思量人民的反应。人民反对该法律的诉求如果不被接纳，那么进行”公民抗命“将会是除去行使投票权后的最好选择。

“公民抗命“有时候不是为了威逼政府马上进行对话、改革，而是试图唤醒周围的公民意识以及良知。如果政府在“公民抗命”后还不进行改变，那么公民还有机会透过选票把政府赶走。最好的例子是在BLM后非裔美国人的登记人数增加，成功把川普政府换掉。当然，马来西亚净选盟行动虽算不上“公民抗命”，可其原理也非常相似，通过不同的示威行动来唤醒公民良知，通过大选改革政府。

当和平诉求不再被倾听，当运动被有心人扭曲，这个时候读《我们的黄金时代》有不一样的感触。周保松把他当时的文章合集标题为“我们的黄金时代”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行动看似失败，可是潘多拉的魔盒已被打开，全民公民意识已被唤醒。在这个时代里，成败虽未知，但心志早已定。只要这群人永不言弃，那么香港不会是悲情城市。

不得不说周保松的判断十分准确，在“雨伞行动”几年后的“反送中”规模更大，耗时更长，引起更多回响。关于香港的未来，没人会知道。可是，可预见的是，只要公民意识仍在，无论前路多崎岖，希望将还永存。这也显示，无论是“公民抗命”还是“示威”，其主要目的在于唤醒人民心中对自由及正义社会的向往。唯有了解自由以及正义社会的概念，我们才会在遇见不公时，挺身而出。

最后，引用周保松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但必须尝试理解”。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对香港人的评价，也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运动。他们放下了一切，把集体社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对于他们，应给予多一分了解，少一分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