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政府一直都把抗疫提升到一场“战争”的高度。而且这不仅仅是宣传上的高度，国盟更颁布紧急状态，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军警和征用私人医院抗疫。

5个月过去了，若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国盟政府就是一只狗熊！

就算暂且不论成败，我们也看不到政府在一场战争中应有的资源调遣能力。颁布了紧急状态，拥有了无上权力后，却连最基本调度各部门进行针对性抗疫任务也做不到。

行事缺果断决绝

旅游部、青年体育部、能源与天然资源部等非抗疫关键部门，动辄数万名的公务员为什么不能被分派到关键部门执行非医学抗疫任务？确诊病例日益增长，卫生部没有足够人手追踪接触者，这些非关键部门的公务员正好能够填补这空缺。

与其让80%公务员居家工作，为什么不分派他们到各疫苗中心担任翻译员、记录员、联络接种者等工作？注册接种人数不理想，为什么不训练非关键部门的公务员下乡讲解，进行教育工作？

除了不够灵活的人力调动，国盟政府也没有在紧急状态下展现足够的想像力。

每次疫情开始严重，就简单粗暴地封城、关闭学校、管制令等。这种“一刀切”的方式，白白浪费了许多资源。

学校本来就不用全面关闭，许多绿区内的学校和远离疫区的原住民学校可以实行轮班制上学，既降低感染风险，又可以让学生继续学习。教育部应该下放权力让校方与家教协会在卫生部制订的标准操作程序框架内，自主决定需不需要关闭学校。

1937年7月7日，中国爆发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开打。当时的教育部命令国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南迁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长沙沦陷，全体师生又迁到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大学由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联合管理。这所被誉为“中国教育史的珠穆朗玛峰”的大学办校8年，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者和一百多位两院院士。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政府一直说抗疫是战争，可是行事作风却没有半点战争时期需要的果断决绝。甭说调动资源，我们连悬空多时的5所国立大学校长都还没有任命。如果当年在中国指挥作战的是国盟政府，恐怕部长需要花个数年时间思考梅、蒋、张三人谁更适合带领三所大学迁校、国立和私立大学能不能合并等“无厘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