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各大报章和社交媒体的报导，凯里面对朝野议员的谘询时，有条不紊且精准地予以答覆，连医生背景的在野党议员也无可挑剔，前任卫生部长甚至还高度肯定凯里的努力，这在朝野习惯恶斗的劣质政治环境下，是相当稀缺的事情。

凯里被委任协调这个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庞大计划，本来是相当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但牛津大学出身的凯里毕竟还是显示了他的实力和能耐。

希望能走得更远

用技术官僚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非常hands-on的部长，也就是亲力亲为、事必躬亲的领导，从高层次的战略层面到最具体的执行细节问题，他都有所掌握，胸有成足，有问必答。其表现印证了毛泽东在其语录中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马来西亚的文官制度和技术官僚体制里，自有一套人事规矩、运作逻辑和组织文化，拥有留学外国过硬的专业背景、皇家御赐勋衔的高级公务员比比皆是，“官大学问大”是必然现象。

进入部门的政治人物要赢得这些文官的尊重和合作，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斤两，否则在内部会议里连一点话语权和决策权也没有，掌握不到情况，一直被官员牵着鼻子走，或者盲目的服从上级指令以保官位。这一类平庸的政治人物，如果没有基本的批判思维和判断力，就很可能形成汉娜阿伦特所言之“平庸之恶”，对我国民主政治的破坏极大。

凯里是少数被朝野公认有实力的部长，希望他能走得更远。在疫情严峻、经济不景、全民艰苦的环境下，政党恶斗只会徒增人民反感，不合时宜。毛泽东时代会强调国共合作，组成抗日的统一战线；疫情时代必须强调朝野合作，组成抗疫的统一战线。唯有如此，我国的抗疫形势，才可能曙光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