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成了很普遍的事。

连某些团体的负责人，也公开呼吁政府允许医生使用IVM。

7月29日，就有媒体报道槟城消费人协会主席呼吁政府让IVM成为“疫苗之外的预防性补充药”，成为民众的“附加防护”。

这真的很不妥，很令人担心。

为什么不妥，原因是发表“使用IVM辅助疫苗”的说法，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民间土方”。

问题是，就连小部分医生也开始鼓励民众这么做。那真的很令人无语。

比如最近社交媒体疯传的一则“IVERMECTIN DOSE & PROTOCOL”讯息，就是由一位AmirFarid医生写的；讯息说：想要预防染疫，可以每周服用12mg的IVM，如体重90公斤以上，可缩短至每五天一次，还强调IVM可以“减少染疫86%”！

无法反映实况

许多中文媒体读者不知道的是，Dr Amir因配给病人IVM，并公开宣称此药可预防染疫，他诊所因此被卫生部突击检查（见6月16日媒体报道）。

凭该医生在大学的专业训练和行医经验，治病、救人应该是不成问题；但学术界也知道许多医生的弱点，是“解读学术论文”。医学课程里，当然也有教导科学方法或做综述文章的基本功，但这些科学研究方法，往往不是大多数医学系学生看重的（因为和治病无关）。

问题症结就在这里。

一些医生一再使用的“IVM降低感染86%”数据，是来自一篇由英国Newcastle University的元分析（meta-analysis，意即采集多份报告大量数据再以统计学方法重新分析）论文（参见6月21日刊载于《American Journal of Therapeutics》的论文）。

先姑且不谈这元分析的一些方法缺陷，该“降低86%”数据其实是由“低确定性证据”（low-certainty evidence）所支持，而这非常重要的事实，却从来没人点出！

我不晓得支持IVM的人是故意忽视，或是人云亦云，但该论文那一句“Low-certainty evidence found that ivermectin prophylaxis reduced COVID-19 infection by an average 86%”的意思，很明显是说“研究结果很可能纯属偏差、巧合、或其他不确定性因素所致”的意思。

这种学界称为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GRADE）的评鉴证据素质的方法，把“证据”分为四个等级，亦即“极低等确定性证据”、“低等确定性证据”、“中等确定性证据”和“高等确定性证据”；而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CDC等世界上数十个组织，都使用这种证据分类法，作为政策决断的标准。而“低等确定性证据”，说的就是“数据非常可能无法反映真实情况”！

科学证据不足

另，Newcastle University的元分析报告使用了因数据造假而被撤稿的论文，若把这些漂亮却有问题的数据抽出来，那“降低感染”数据很可能就会从“低等确定性”沦为“极低等确定性证据”（very-low certainty evidence）。

再者，在学术界，尤其是生物医药这领域，因实验步骤涉及千丝万缕的细节，一些方法的错误常会在同侪评审过程中被忽略。

方法若出错，数据、诠释和结论也会跟着出错。

但媒体几乎都只注重“结论”，而不看重“方法”，造成报道时产生轰动效果、却不符合事实的乱象。而那些被小部分医生引用“证明IVM有效”的数据，正是出自这些有“问题方法”的论文！

这问题，学术界都很清楚，而诸如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WHO、美国
FDA、CDC等权威组织，也都很清楚，都认为“IVM无法充作预防感染或治疗的用途”，因为没有确凿科学证据。

民众因接收错误讯息，导致IVM被广泛非法贩卖和购买，进而使“自行服用”演变成社会常态的时候，后果很可能非常严重。

注：因篇幅有限，IVM引致病患更早被逼依赖“侵袭性呼吸器”（invasive ventilatory
support）和其他严重副作用的问题，待下篇再容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