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催生很多国家和大公司实行弹性上班制，近日，英国约70家企业自本月6日开始试行每周工作4天，检验这是否有利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促进员工身心健康。据悉，这是全球对这种工作模式的最大规模尝试。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该倡议只是减少一天工作日，但并不意味着减少工作量，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工不减薪”；也就是说，人们每天生产效率必须提高25%，才能在4天里完成5天的工作量。对医务人员和教师等从业者而言，他们每天的工作量已很大，难以再额外“增压驱动”。

努力目标

每周双休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在今天的欧美，“四日工作制”的呼声愈发强烈，理由无非是每周只上四天班，让人们有额外的时间与家人相处并进行社交，不仅能提高全社会的幸福指数，也能降低员工通勤造成的交通排放和电源耗损，有助环境保护。

事实上，四日工作制的反对者有更充分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四日工作制无法破解一个核心矛盾──在社会生产力不下降的前提下，完成同一项工作所需的时间基本是固定的；尽管大家都希望干四天活，拿五天的工资，但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长却依然保持不变。

表象背后是一道看似简单的数学题，每周同样工作40个小时，4天（每天10小时）和5天（每天8小时）是否绝对等价？答案并不肯定，因为每日工作时间的延长，必然导致雇员加速疲劳、压力增大，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反作用因人而异。

心理学家注意到，雇员在过度疲劳或压力太大的时候，工作效率会显著降低；下降幅度难以量化，但被调查者年龄越大，这种趋势体现得越明显。换句话说，在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地区，轻率地推行四日工作制，更有可能事与愿违。

1926年，美国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规定员工周六和周日为休息日，当时，美国汽车相关领域的工人，成了有现金又有时间的中产消费者，对振兴美国经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五日制的实行同样出现在几年后的英国，不过当时是基于经济萧条和产能过剩，雇员在不裁员的前提下，用缩短工作时间来降低产能过剩问题。

而如今的“四天工作制”又会在冠病疫情的危机中应运而生吗？这种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压缩工作日程对社会生产的不确定影响，始终阻碍着它的推广。

站在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轻率地压缩工作日程并不可取，但可以预见，每周四天工作制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公司的努力目标，直至时机和工作大环境的客观条件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