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中的叠句

叶佩英为这部电影配唱了三首歌，虽然三首歌曲出自同一词、曲作者，但三首歌曲在用词、曲式以及与音乐相匹配的故事情节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艺术价值和在此后被推广程度上的差异。三首歌中，《我爱你，中国》是艺术价值最低的一首，但却成为最为有名、影响力最大的一首。

这看似一个偶然的误选，其实背后有着时代赋予的必然。《我爱你，中国》采用中速四四拍曲式，在曲调上则是先扬后抑。除了引子部分和结束部分，这首歌的旋律基本平稳地集中在中音区，少有音符间的大幅跳跃。这降低了大众学唱的难度，但同时也使歌曲在艺术价值上受到损失。音乐主体部分采用三段式结构，但为了与两段体的歌词相呼应，第二段略微缩减了长度以加入作为结尾部分的第三段。由于引子部分占去整首歌曲1/5的长度，因此歌曲的结束部分略显仓促。

歌词中大量使用的叠句和排比是这首歌曲最为显著的特点。这本身并不是缺陷，但在此之上不断重复完全相同的短语，则使歌词的作用从情感表达转向了意念强化，从而降低了歌词的艺术性而增强了它的表白功用。

我爱你的宣言

全曲共有28行歌词，短句“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出现了三次，“我爱你，中国”出现了八次，而“我爱你”则出现多达18次。在生活中，即使是正在热恋中的情人，也不会每两句话就要表白一次“我爱你”。《我爱你，中国》是女主人公在报考部队文工团时的面试曲目，在经历巨大挫折后，当机会再次出现，她的紧张之情可想而知。因此，如果从一个不苛求的角度来看，这种重复的表白与影片中主人公当时迫切希望得到部队认可和录取的心境倒也相符。

在这首歌的歌词中，比语句重复更加致命的缺陷是在“我爱你，中国”的宣言和对具体所爱对象的描述之间缺乏逻辑关系。前后两段歌词的每一段都以“我爱你，中国”作为开启，以春华秋实、民族品格和地域山川作为具象事务来描绘爱的源泉。

热爱自己的祖国本应是无条件的情感，把爱的事物列举得越多，越容易使人将这种爱当成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当这些事物发生变化或消失以后，当初的爱，是否也随之改变甚至消失？今天，歌中咏唱的无边森林与荡漾清波的小河都在离我们而去，词作者和听众对中国的爱，是否也在消失？

当然不是。爱本是非理性的，如果非要强求列出爱的理由，最后你会吃惊地发现，爱已面目全非消失不见了。从这个角度比较，同样是表达热爱祖国情怀的独唱歌曲《我的祖国》（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与合唱歌曲《歌唱祖国》，在歌词写作中就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逻辑陷阱。

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又有更多的歌曲加入到“热爱祖国母亲”的行列，比如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1984）、秦咏诚作曲的《我和我的祖国》（1984）、侯德健的《龙的传人》（1985）。但《我爱你，中国》凭藉着本土创作的优势，超越了同时期的外来爱国歌曲，又凭藉着西洋作曲技法和叶佩英出色的演绎，将其他曲目远远抛在后面。时至今日，它仍是这类歌曲中最受大众与官方认可的一首。

1979年的中国结束十年文革劫难，文学创作成为突破禁锢的社会拓荒者，伤痕文学则是这拓荒者先锋。1976年卢新华发表的以知青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伤痕》标志着伤痕文学的诞生，在随后的十年里，伤痕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输送了繁荣与发展所必需的精神养料，许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比如古华的《芙蓉镇》），再次引发全社会对过往与未来的思考。

美声唱法

叶佩英为其配唱插曲的电影《海外赤子》就是来自这样一部伤痕文学作品。

然而，伤痕文学给正在施行开放政策的中国政府带来了难题。新的政府固然希望通过抚慰社会的伤痛来与旧的政策拉开距离，但它绝不想要与旧政策完全切割。伤痕文学带来的政治风险是，它会使人们开始对政府以前的做法发出质疑，对它今后的作为产生不信任感。这也就注定了伤痕文学虽硕果斐然，但最多只能说得到了官方模棱两可的容忍，其中最具深度的作品（白桦的《苦恋》）的命运，则是与文革结束之后的五个铁帽子右派一样，至今仍无重见阳光之日。

为了降低伤痕文学可能对政府造成的信任危机，中国开始了“热爱祖国母亲，原谅祖国母亲”的爱国主义宣传模式。这种“热爱”宣传一旦开启，很快就走向极端。《我爱你，中国》的歌词作者瞿琮回忆说，影片送审时，主管部门认为在歌名中直称“中国”是对祖国的大不敬，因而要求改为“我爱你，祖国”。但是瞿琮未作妥协，坚持要大声喊出祖国的名字。

在这样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下，对影片三首插曲中歌唱自由与咏唱坚韧自信的另外两首歌曲作冷处理，而高调赞美和推广以“热爱祖国母亲”为主题的《我爱你，中国》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1935年7月10日，叶佩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华侨家庭降生。1951年，16岁的叶佩英响应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人的号召，告别留在马来西亚的父母，只身到中国。她在195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西洋唱法，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探索出与自身特质相匹配的美声类唱法。

当时的中国声乐风格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民族声乐，是主流。它包括纯粹的民歌演唱法（比如电影《五朵金花》中的独唱与对唱）以及用民歌技巧演绎时代歌曲（比如边桂荣为电影《创业》配唱的插曲《满怀深情望北京》）。

中国声乐风格的第二类是以西洋歌剧发声技法为基础、融入中国的戏剧与民歌元素的歌唱技法。这种小众唱法在中国称为美声唱法，它更接近西方的流行音乐唱法（比如麦当娜在《Evita》中演唱的《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而不是西洋的歌剧唱法（比如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咪咪的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大众熟知的通俗唱法那时刚开始在中国启蒙。（中国的通俗唱法虽早在1920年代就已在上海出现，但1949年以后在中国被绝迹，只在香港和台湾得以保留发展。1978年中国开放以后，通俗唱法经过香港返流回到中国，开始形成中国声乐的第三股力量。）

一夜成名

郑秋枫为电影主人公设计的正是这种美声，在当时的中国，具备美声唱法技能的女高音寥寥无几。郑秋枫原已准备好踏破铁鞋，却毫不费力地意外寻到了叶佩英。叶佩英也因这次机遇一夜成名，这是上天对于一个早已完备自我的有心人的眷顾。那一年，叶佩英44岁。

作为歌唱家的叶佩英，一生所唱曲目数量很小，在这小小的曲目库中，她几乎将全部表演时间留给了《我爱你，中国》。以她优异的音乐禀赋，叶佩英原本可为听众呈现更多、更具有艺术美的声乐作品。这对于一位声乐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也许是时代对艺术、对一位身不由己的艺术家开的玩笑。

谨以此文纪念四月七日于北京病逝的、来自马来西亚的歌唱家叶佩英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