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边风。我照样画画照样写稿。那时高中了，功课也不难应付，很多时间画画，到了晚上思维泉涌，更想写作。然后，她就一直在旁边啰嗦，这不打紧，累了也就回房睡觉，可是她会突然起身出来，啪一下把总电挚闩掉，四下突地一片漆黑。

当然我就把总电掣重新驳上，继续进行，但不久她又出来闩掉，我又继续驳上，别人不知道的话从外面看到会以为屋里闹鬼，有次培安忍住笑，“怎么你家昨晚又闹鬼了？”他当然什么都知道。以前学校测验或考试我也常开通宵，怎就不来闩总掣？她就是看不惯我画画和写作，也没事，她关了，我就到楼下店铺里去写，楼下的电掣极复杂，她不会关。

念书时被她闩总掣，有时也不得不屈服，因为她还会闩掉零用钱来抵制我，为着此事，我会尽量寻求经济独立，在班上卖周报，帮人夜里收摊子，当然还有稿费，不过有时银根缩紧，也不得不让她闩个够。

闩掉零用钱事小，当众制造的精神打击才够力，她的叙述能力是长篇小说式的，一小时内整万字没问题，尽数画家作家的种种贫困低贱，“我会给你准备一只碗，摔不破的，你慢慢沿街沿户地用”，这种话几乎天天重复，别说不伤害。就连有次忠在放了学来家，带着自己管弦乐队的手提琴，祖母瞄到了，装作无事问，“以后你就打算戴副黑眼镜到街上去表演吗？”害得姚忠在不敢再来。

在家里每见我画画或写作，就在一旁唠叨不绝。我同学或朋友来了，她鉴貌辨色就能嗅得出他们是创作型同道，然后就会给脸色看，或甚至语带酸薄，姚忠在十分惧她，迈克眼睛够大，会瞪回去，培安则完全当她透明。她一生不遗余力，就是要闩掉我的创作总念头。我后来给她看澳洲高校寄来的录取信，她一手抢过就撕了，还把我所有的长裤剪掉，至今1969年仍是我生命里最黑暗也最受伤的一年，也是这年，我看清一切，开始为自己的一生筹划精神上的永备电池。

原本是有位当教师的男子追求我五姑姐的，五姑姐虽还没真正表态，但至少一切还是未知数，可祖母有回就当面说了，“你不必再来给我女儿补习什么功课了，女儿嫁得好就好，书无所谓。”

那个时代，多少年轻人的取决与潜力就是如此这般被陈腐的观念与偏见所扼杀？我年轻时能稳得住那还得感激身边有几个一般坚持自己信念的朋友，尤其培安，他常说，“无论她关什么总掣都好，你都要保持自己做个绝缘体，两边嘴角微微掀起来，其它什么表情都不必再有。”还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