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两大箱即将销毁的数千张照片，心里不无感触。这些都是超过一甲子积存下来的旧照。早些时候花了不少时间，将值得纪念留存的照片，分门别类地储存到电脑里，那是为了节省空间。主要也是考虑到人故世后，让孩子因处理问题而感到为难。
我喜欢拍照。一是兴趣和工作使然；二是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先说说后者。我的意思并非说父亲是摄影家，而是他有一个习惯，每隔三几年，他就会请人到家里来拍张合家照。 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摄影论》中说过：“摄影最早的流行，是用来纪念被视为家族成员的个人的成就。摄影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仪式，通过照片，每个家庭建立自身肖像的编年史。”
目前在客厅墙壁上，我特地挂了张放大，摄于60多年前的黑白家庭照。每当眼神接触到这张大合照时，那些健在的、或已经“移民”到另一个世界、以及分散到各地的亲人的音容笑貌，常常勾起了我对他们无限的思念，不知不觉将我唤回到那个久远的年代。
父亲与家庭合照
父亲专用的这位摄影师，我们称之为阿联叔，其实他的真正身分是像馆老板。由于经常光顾，父亲和他也就成了老朋友。说真的，请专业摄影师到家里来拍照，在我们当时这个小乡镇而言，算是独一无二的。生性节俭的父亲，为何会如此郑重其事拍摄全家照呢？至今无解。
四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相对保守，加上摄影器材的稀缺，拍照这码事也不是很普遍化。因此，那些跟我同辈的，如果你找不到你的父亲或祖父以上，不曾留下任何童年或年轻时的照片，不必奇怪，也不用讶异，那是正常不过的事。有些人一生中，除了申请身份证或结婚时，才不得不到照相馆去拍照外，一般情况是绝少纯粹为了留作纪念而去拍照的。
父亲不到像馆去，却将摄影师请到家里来。虽然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童年照，但在全家福的照片上，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童年和少年的身影。
清楚记得当时像馆里的摄影器材，有点笨重，现在也许还能再博物馆里看到它的原貌。阿联叔的交通工具，既不是汽车，也不是摩哆，而是一辆老旧的脚踏车，车后架放的，就是这些摄影器材，包括三脚架之类。拍照地点，通常是选在家门口的空地上。
摄影师到来之前，我们早就整装等候着，并安置好两张椅子，那是父母亲大人的座位。阿联叔抵达后，就快速执行拍摄的必要任务，大家站好位置后，他立刻转身走钻进用黑布罩住头的摄影机里，调好镜头，然后高喊一声：大家都看我这边来，预备！卡擦一声，搞掂，收工。
太多太少都是遗憾
对拍照深感兴趣是在60年代初当导游的时候。看到游客们拥有相机，心里好生羡慕。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中回到家乡后，为了应付某家杂志邀请我每月提供一篇有关妇女图文并茂的采访文章，才不得不想办法买了一台中国海鸥相机，这也是我拥有的第一台相机。
然而，最豪情潇洒的，莫过于在董总任职的第二年，终于有资格领取一个月的年终花红，当下毫不考虑地通过一位对相机很有研究的同事，帮我选购了一台可以转换镜头的NIKON大相机。这在旁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仅是工作上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为孩子、亲人留下许多宝贵富有纪念性的照片。
后来还断断续续买了好几台不同品牌携带方便的“傻瓜机”，现在几乎都搁在一边不用了。不过，外出旅行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带上一台轻型的CANNON的照相机或LEICA相机。科技日新月异，现在除了摄影记者和摄影发烧友还是会运用传统的大相机之外（当然也有智能的），现在是人手一机（手机）。无可否认的，一些高性能的手机，拍出来的照片效果还是很不错，甚至还有美颜的功能，修复瑕疵。据说有些国家不接受用手机拍摄的证件照片，预防乱真。
这次出版的自传封面照片，我婉拒了设计者请专业摄影师拍摄的建议， 而是选择由台湾老友，桂文亚随兴为我拍摄的一张原汁原味真我的照片。以前由于拍照的机会少，无不将照片当成纪念物品和回忆的溯源；现在由于过于普遍，一拿起手机，卡嚓卡嚓拍个没完，心里猜想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会去重看这些照片？有位作家说的：摄影是怀旧的艺术，当一切变得太过轻易，怀旧也减了份量，这点我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