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在峇峇娘惹社会中可以看到这种建构具有中国、马来和文化的多重影响。本文作者通过从峇峇文学去审视峇峇娘惹社会中的性别空间的历史和在现代冲击下出现的变化。

很多人会好奇性别空间是什么?性别空间是一个即抽象又真实的空间。打个比方,男主外;女主内,看似抽象形容男女之间工作范围的差异,却真实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性别,指的是男性和女性,是一种被社会和文化塑造出来的男女差异。





性别空间则是把传统男女之间工作与活动范围区分开来的工具,包括了:男主外与女主内、城市与家庭、公共与私人、生产与再生产等等。
传统的峇峇文学研究着重于峇峇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叙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在我的研究里,我运用峇峇文学来探讨峇峇与娘惹性别空间的转变。
在中国,未婚女性足不出户,马来群岛上的女性也不例外。这种传统封建的思想,也影响了上流社会的峇峇族群。当娘惹到了12-13岁时,基本上就会被禁足,不允许到学校上课或有任何超出家里范围的户外活动。这是为了制止娘惹与其他男性在婚前见面或接触,并减少与年龄相仿的娘惹之间的往来。
这些娘惹多数时间只能和家中有血缘关系的娘惹活动,并在家里学习女红,比如:珠绣、刺绣、厨艺等等,学习如何当个称职的妻子、母亲及女儿。若娘惹在女红上做得非常出色,她就能嫁到好丈夫,夫家也会格外喜欢,并显示娘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有趣的是,所谓的“禁足”比较适用于年轻娘惹,她们基本上是被年长的娘惹约束,而不是峇峇,因为娘惹是管理家中大小事物的主要人物。就算娘惹想出门,她们也会坐在轿子里,以防被其他男性看见,因此娘惹鲜少出现在公共空间,这也造成了年轻娘惹的悲剧和困扰。所以在20世纪初,“西化”的峇峇开始鼓吹教育改革,想改变传统的封建思想。
根据萧月明的《娘惹回忆录》,她虽然出生于富裕的新加坡峇峇家庭,但她年轻时所受到的约束非常多。她在回忆录里说道,每周末到家里附近的电影院观赏电影时,都会与长辈结伴。上学时,会有专人接送。萧月明就读于卫理公会女子学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是她唯一享有自由的空间,但是女子学校早已被定义为女性空间。

娘惹不像峇峇自由社交活动
除此之外,若有男性到家中拜访,年轻娘惹们必须回避或是必须在长辈的陪同下,才能与他们一起活动。比如说萧月明的哥哥邀请朋友到家里学习舞蹈,萧月明及其姐姐若想参与,必须有一名长辈陪同。只要娘惹一日未嫁,她们都不能与未婚夫独自相处。萧月明回忆起她与丈夫的感情经历,她说她的未婚夫必须经过她父亲的同意才能见她,而且一般必须在晚上九点半离开。这也显示了父亲在家中的社会地位。
张福英的《娘惹回忆录》与萧月明的有点相似,但还是有不同之处。张福英年轻时,她允许到户外活动,像是钓鱼、抓蝴蝶、逛街、参加派对等等直到她结婚为止。当张耀轩上门向张福英母亲(Lim Koei-yap)的家长提亲时, Koei-yap要求与他在家中面谈。这样的举动引起了Koei-yap母亲的不满,她认为在婚前与男性面谈是不检点的。最后, Koei-yap在母亲的陪同下见了张耀轩。从这两本小说里,可以得知当时候年轻娘惹是如何被家长约束的,并把娘惹和峇峇的性别空间区分开来。娘惹不像峇峇可以自由地进出家里或到公共场合进行社交活动。这也成为接受西方教育的峇峇想要改革的焦点之一。
早期峇峇族群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从中国南来的女性非常少,基本上都是男性商人到南洋一带从事贸易。因此,一些中国商人与当地马来妇女通婚,在南洋另组家庭。这些马来妻子会在中国丈夫出差时帮忙打理本地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娘惹是“马来化”的,她们并不像现代娘惹一样“中国化”或“西化”。反之,早期的峇峇则被归类为“中国化”,一直到19世纪末,受西方殖民者的影响后才逐渐“西化”。当女性地位在社会上较高时,代表女性比例比男性低。基于这种说法,19世纪东南亚的中国女性比例较低,所以娘惹的社会地位则较高。
既是父系,也是母系
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连接到峇峇娘惹的婚姻。比如说:“入赘婚姻”,入赘指的是男女结婚后,男生住进女方的家里,这种婚姻在19世纪的东南亚非常盛行,峇峇家庭也不例外。对于上流社会的峇峇而言,他们为了保留纯正的峇峇血统,积极地实行入赘婚姻,招收一些中国“新客”入赘。对于新客而言,能娶到豪门的娘惹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峇峇家庭会给予入赘的新客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可以藉此摆脱贫穷。这种入赘现象也受到马来文化的影响,比如米南加保族(Minangkabau)的母系社会家庭。
当代峇峇文学经常带出娘惹在家中的崇高地位,也就是说峇峇虽然是家庭里的一家之主,但是在一些场合上,娘惹的话语权会比峇峇来得有力。有个鲜明的例子,在峇峇家庭中,当丈夫去世后,其娘惹妻子会成为一家之主,而不是大儿子。这与传统的父系制度有些许的差别,是峇峇家庭的特色。因此,峇峇家庭是一个双向的家庭社会,既是父系,也是母系。

现代娘惹的性别空间
娘惹性别空间的重大转变落在20世纪初。教育改革成为娘惹摆脱禁足的“救星”。新加坡是最先进行改革的地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兴建学校、出版刊物等。一来,让众人知道峇峇社会的腐败;二来,担心娘惹的落后会阻扰峇峇在社会上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现代化和西化的一个特征,揭露出峇峇社会正在向着现代化社会前进。与此同时,娘惹的性别空间也被迫转变,从所谓的私人空间转移到公共空间。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兴建学校的道路坎坷,经过重重困难才能达到峇峇们的教育目标。峇峇推行全面化教育,除了中文和英文课外,学校也必须要有表演性质的课程、儒学与道德教育、体育教育等以塑造“全能的娘惹”。为了吸引更多的峇峇家庭把女儿送入学校就读,他们也把家政课纳入课纲,以满足传统社会的需求。由此,娘惹逐渐步入公共空间,与社会接轨。
萧月明和张福英都是受过教育的现代娘惹,她们在社会上的工作转变,显示出教育的重要性。萧月明写道,在二战期间,为了不让她的女儿在课业上比其他同学落后,她和丈夫在家里进行课业辅导。这也验证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说法,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能忽略教育。
除此之外,在二战期间为了生存,萧月明身为一个有本事的现代娘惹,她第一次把自身所学的厨艺在公共空间中展现出来,用榴梿、番薯、芋头等来制作娘惹糕点和烹煮一些传统美食售卖给附近的居民。
不仅如此,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当起了英钞和香蕉钱的兑换员。萧月明工作的转变,不仅展现出她在家贤良淑德的一面,也展现出她在生活转变的过程中,拥有较高的接受程度,把该在家里进行的事情转移到公共场合。
教育改变娘惹命运

一群受教育的现代娘惹,如:陈德娘、李珠娘和陈秋娘等,于1914年在新加坡成立华人妇女协会(Chinese Ladies’ Association),其宗旨为帮助新加坡的妇女,并开办家政课程给予大众。
此外,她们还默默地筹办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慈善活动,譬如:售卖纸花和糖水来为一战筹款。陈德娘把其中一间房子(Magenta Cottage)用作于华人妇女协会的工作坊。Magenta Cottage曾是陈德娘夫家的住所,从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住所转变成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是一个突破传统的现象。上流社会的娘惹活跃于慈善活动,是一种与世界接轨,豁出传统女性空间的举动。

张福英也是一名有本事的现代娘惹。由于她的语言天赋超越他人,便于1931年在南京外交部取得了联络官一职。此外,她也被母亲委派到广东汕头去监督有关张氏商业的铁路产业。张福英的职业生涯展现出娘惹职业生涯的转变,她们也可以胜任“男性工作”,并可以同时兼任家庭主妇和员工。因此,教育在峇峇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教育不仅可以让娘惹当上一名称职的母亲和妻子,也可以让她们在职场上胜任不同性质的工作,并成为称职的公民。
性别空间看似抽象,它却与生活息息相关,是个真实存在的空间。虽然本文比较着重于讨论娘惹的性别空间,但在一手与二手文献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在峇峇文学找中研究峇峇娘惹从19世纪末至二战前后的性别空间的重大转变,进而完善峇峇社会及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