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国雇主愿意支付的薪金，达到新加坡企业的三分之二，或可扭转技术专才外流的趋势。

他在题为“大马经济思维所需的关键转变”文章中指出，国内不乏年轻工程师，但因本地企业没有能力或不愿支付足够的薪资，导致这些专才不觉得有留下来的价值。

薪金偏低，脱离现实，成了“求职杀手”。

专才在大马找不到合情合理、有尊严（对得起父母，被人看得起）的工作，那份薪水，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雇主只出得起“花生价”，当然只引来了猴子。所谓的专才，领的是“专业领域的最低工资”。女的被当男人来用，男的被当外劳使唤。

工资少，生活不会好。不快乐的工作，不会有好的老板和员工。各种副作用及坏影响不断循环。

政府和企业看的是“八二原理”，20%的投放制造80%效果；80%的生产量源自20%的生产线。

真正能提升工资，改善整体生活的解药，是良好的经济环境。

反之，就像最低薪金制，政客和工会欢呼胜利的同时，削弱了劳动市场的弹性，对工人实质收入及生活的改善没多大帮助，难以拉抬低收入家庭的处境，不可能拉近贫富悬殊之距。

“操之在人”与“操之在己”，同样被操，至少钱多怨气少。

虽然露脸的都是太阳，但有人留下只见夕阳，有人出走等待晨曦，意义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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