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文化学通过结合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语言文化学研究上，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语言中互相借词的现象进行研究，举证大量音译和意译借词，证明马来西亚民族和文化之间的长期以来的交融成果。

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于1950年首次出版，后被收入《大家小书》系列并多次再版，被誉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在笔者看来是名副其实的。该书开篇便表明以词语的涵义为切入点，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结合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展开研究。书中又辅以海量的语例、材料，横跨中外古今进行全方位的严密探析，体现出罗先生知识底蕴之深厚、对相关研究保有的极大热忱以及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精力。

这本书引领着笔者认识更多异域文化和语言。章节的开始直举晦涩难懂的语词、论点，再循序渐进地逐步梳理与解说，这为笔者带来了良好的阅读体验，以及对语言学的些许启发。尤其是第四章《从借字看文化接触》，作者对“借字”进行了界定，举出一系列汉语与其他语言交互借字的例子，认为这些是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见证。其中提及马来语和汉语接触的例子，比如：“槟榔”是马来语Pinang的对音。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其中一州属名Penang，英殖民时期称槟榔屿，现称槟城，此地因盛产槟榔而得名。身为马来西亚华裔，笔者马上联想到多语多民族共存的马来西亚所具有的语言糅合特色。基于自身对马来西亚内部语言融合及相互借用情况的浅薄认识与了解，笔者拟学习先贤，对马来西亚语言中的借字进行简单的归纳与介绍。

一、马来西亚华人的“罗惹”语言背景

马来西亚作为由多元种族构成的国家，其中马来西亚华人受国家教育政策的影响，普遍具备三种以上的语言能力，即马来语、英语及华语，部分也会有籍贯方言，在交谈过程中一句话掺杂几种语言在马来西亚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大马人称之为“罗杂语言”（Bahasa Rojak）。马来西亚华人的籍贯方言能力视地域分布而有所变化，吉隆坡、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州地区的华人大多通晓粤语，而槟城、柔佛、吉打等地华人的方言能力偏向闽南语、潮州话。这可追溯至清末民初时期，在殖民势力影响下促成的南迁浪潮。主动签署卖身契或被集体贩卖到南洋从事劳力工作的华人，根据轮船的出发地与目的地，逐渐形成以地缘性或血缘性为纽带的华人圈子。以粤语、闽南语为主的汉语方言由此传入当地，相同籍贯的华人互相依附着生活，使用来自家乡的方言进行沟通，近百年来形成如今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能力依据地域作区分的现象。

由于长期接触多种语言，马来西亚华语的词汇、语音甚至语法都产生了一些变化。语音上马来西亚华人的交际口音更近似粤语、闽南语。语法上，一些华人在讲话时会有语序颠倒的情况。词汇上，则出现一些如中英马三方互译的特有词汇。这些词汇均来自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互相借字，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彼此的社会、满足各自生活发展所需。从历史角度看，这些词汇的产生也成为马来亚土生原住民与华人移民之间文化交汇的实证。

二、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藉词

（一）来源于马来语

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当地华语深受马来语影响，含有大量从马来语借来的词汇，在日常的言语交谈中自然而然地使用音译词或直接掺用马来语。这些藉词多体现于称谓、地点、食物等日常用词。

称谓类藉词如“拿督”是马来语Datuk的音译（直译：爷爷）。Datuk/Dato是荣誉制度下的封号，除了用于对国家领袖的尊称，在个别领域获得杰出成就的国民可通获最高元首及苏丹授予此称谓，如国际知名演员杨紫琼（Tan Sri Dato’ Seri Michelle Yeoh Choo-Kheng）、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Datuk Lee Chong Wei）等。“峇峇”及“娘惹”分别为马来语Baba及Nyonya的音译，是对古代中国人与马来女子通婚生下的男女后代通称。“甲必丹”是马来语Kapitan、英语Captain的音译，是马来亚殖民时期中被殖民势力所委任的侨人领袖称谓。

在场景及地点类藉词中，“甘榜”属马来语Kampung的音译，是村庄的意思。“巴刹”即菜市，是马来语Pasar的音译。“武吉”则属马来语Bukit（直译：山）的音译，如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Stadium Bukit Jalil）。

食物类藉词则有“罗惹”，Rojak是马来西亚的特色小吃，属于杂烩型拼盘。“苏冬”则音译自马来语Sotong，其意为乌贼，在马来西亚点菜时大多数人会说炒苏冬，如果说炒乌贼可能会面临食贩听不懂的局面。“榴梿”是马来语Durian的音译，而“猫山王”则是Musang king的音译加意译，马来语Musang音似“猫山”。“红毛丹”则属音译兼意译，其藉词于马来语Rambutan，结构上看，Rambut直译为头发，红毛丹熟透时呈红，外壳有毛发，而丹则是“tan”的音译。此外，“令吉”是马来西亚的法定货币，为马来语Ringgit的音译。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将旅游称作“吃风”，此为马来成语Makan Angin的直译。

（二）来源于英语

马来西亚华人习惯英汉语码转换，故当地华语的英语藉词比马来语少。称谓类如“安哥”与“安娣”分别为英语Uncle与Auntie的音译，是遇见无亲缘长辈时的一种礼貌称呼。交通工具类藉词如“罗厘”、“摩哆”、“德士”，分别是英语Lorry（卡车）、Motor（摩托车）、Taxi（出租车）的音译词。其他方面，当地华人将“限额”称作“固打”，是英语quota的音译，如马来西亚宪法中的房屋、学额固打制等。

三、马来语中的汉语藉词

马来人及华人长期相邻生活，彼此的文化相互渗透，马来语亦深受汉语的影响，语言中同样掺杂了许多汉语词汇，其中大部分属于音译词。马来语teh、mihun、loceng、angpau，分别是闽南语“茶”、“米粉”、“钟声”、“红包”的音译。马来语duit，发音类似“对”，与闽南语“钱”的发音近似。马来语的“烤”为Bakar，其发音也近似“烧烤”的闽南音。还有马来语cawan（直译：杯子），在笔者看来是藉词于汉语“茶碗”。 马来语Perak，源自汉语“霹雳”，《说文》：“霹雳，俗字也。”可见霹雳是中国古代流传于民间的词语。唐朝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曾写：“列缺霹雳，丘峦崩摧”，到后来15世纪马六甲王朝曾有一位宰相名叫敦霹雳（1456-1498），这是异域文化交互借字的实证。

此外，马来语中还有部分词语、俗语表现出与汉语相关词汇的词源联系，比如Orang besar（直译：大人），词义是大臣，可能与中国古代平民对官吏的称谓有关。Bunga wang（直译：花的钱），其意为利息，可能源于“花红”。Curi tulang（直译：偷骨头），词义为偷懒，造词上应该也受了汉语中“偷懒”、“懒骨头”的影响。

在俗语理据方面，如马来谚语katak di bawah tempurung（直译：山洞底下的青蛙），笔者认为是参照了中国成语“井底之蛙”，而此成语最早出自战国中期《庄子·秋水》。马来谚语Dayung sudah di tangan, perahu sudah di air（直译：桨已在手，船已在水），其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参照了《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剧情，周瑜定计火攻曹操。Bak cendawan tumbuh selepas hujan（直译：如雨后长出的蘑菇），其意为瞬息间出现多种事物，应是参照了中国成语“雨后春笋”，此成语出自北宋张耒的《食笋》。Sediakan payung sebelum hujan（直译：下雨前准备雨伞） 其意为在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参照了中国成语“未雨绸缪”，出自《诗经·豳风·鸱鸮》。谚语Sedikit-sedikit lama-lama jadi bukit （直译：堆积成山），应是参照了出自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诸司》中的成语“堆积如山”。Tanam tebu di bibir mulut（直译：在嘴唇边种下甘蔗），参照了中国成语“口蜜腹剑”，此成语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四、结语

马来西亚内部语言错综复杂，因社会环境需要，原本差异性显著的语言也渐趋融合。分析各语种之间的藉词，可以很好地揭示马来西亚内部的文化碰撞及语言交流。从华人祖辈几百年前初来乍到马来西亚时的鸡同鸭讲，再到现今多语社会的稳定存在，离不开各方的友好包容及互相接纳。

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纠纷及争端，但只要各族群愿意去包容、接纳，彼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就能共同沿着康庄大道向前进步，并且碰撞出绚烂的文明火花。

参考文献

1）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藩雄. 读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兼谈发挥语义研究的重要性[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08).
3）胡明扬. 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读后[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