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及原产业部的“人猿外交”提议,显示出某些国家领导和其幕僚团队缺乏谋划能力的毛病。
虽说中国“熊猫外交”确实为中国带来极大好处,但人猿处境不比熊猫,两者相差太远。
熊猫外交,对中国来说,是稳赚不亏的“外交生意”。
除了那些曾以“外交礼物”方式赠送给美、日、英、法、德等国的大熊猫,数十年的“租借”熊猫策略,为中国换来庞大金钱收益,用来支援熊猫保育工作之余,还提高中国对外的外交关系,一举数得。
和中国有熊猫外交关系的,至今有20国,东南亚只有我国、新加坡和印尼,有这“荣幸”被中国选中,得以租借熊猫。
据报道,租借熊猫的国家每年必须支付100万美元租借费,也需承担建设熊猫设施;比如2014年大马就花了2500万令吉,为兴兴和靓靓建造熊猫冷气馆,这还不包括派大马照顾员到中国的训练费、请中国培训员到大马训练员工、熊猫食物(竹子和补充粮食)、饲养员工资、熊猫馆维护和运营成本,每月开销约10万令吉。
这些费用,用于负担中国大熊猫保育工程,确实非常有利,尤其当年中国经济还未起飞之际。
人猿外交呢?
种植及原产业部门的意思,是打算以人猿外交,作为大马展示其对人猿保育的承诺,与接收人猿的国家建立紧密关系政策。
但动物保育和保育遗传学(conservation genetics)等相关学界人士,可不这么认为。其中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我国世界自然基金会(WWF-Malaysia)。
对一直关注人猿保育的WWF来说,人猿外交是个馊主意。
笔者非常认同WWF在5月14日发布公告的看法。https://www.wwf.org.my/?32605/Opinion-Editorial-Orangutan-Diplomacy
首先,人猿保育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改进森林管理、优先考虑原地保育(in-situ conservation)、支持可持续棕榈油生产、以及增加国际对发展中国家保护工作的资金支持。
面临灭绝风险
婆罗洲人猿目前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列为“极度濒危物种”,亦即如果种群数量继续下降,该物种将面临非常高的野外灭绝风险。
虽然这些年东马人猿数量已渐趋稳定(约2000和11000只人猿分别生活在沙巴和砂拉越),但气候变化、林火、森林碎片化、农业地扩大、采矿等人为威胁和因素,还是对人猿保育造成巨大挑战。
栖息地变小、减少和碎片化,迫使人猿种群数量下降和种群孤立,这也是遗传学家所担心的“近亲繁殖”和“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使到遗传多样性降低,最终导致物种局部灭绝。
为了提升或保持遗传多样性,建立“野生动物走廊”至关重要,以连接各个碎片化的森林区域,以让较小的人猿种群,与生活在更大区域的较大种群,连接起来。
“野生动物走廊”在保育遗传学界里,都有众多的成功研究案例,可以证明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将新的遗传变异,引入小型种群里,增加遗传多样性,解决近交衰退问题。
例如,在灰狼研究中,把一只新狼加入一个源于两只灰狼的瓶颈化种群中,会显著增加其遗传多样性,最终导致种群增长,逆转近交衰退的迹象。(引2003年1月《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期刊论文;https://doi.org/10.1098/rspb.2002.2184 )。
减少种群隔离
也就是说,仅仅保护现有森林区域,提供人猿栖息地和食物,是不足于有效保育人猿这类极度濒危物种。最关键的,是减少种群间的隔离,让人猿种群能在碎片化的森林区块里,自由“拜访”其他森林片段,使人猿能够有机会自由交配,并保持遗传多样性。
改善保育工作和策略,更能确保这个极度濒危物种的生存,以及促进持续性的保育实践。
而不是将人猿送往国外,做橱窗粉饰的表面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