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体弱多病，都是被乩童围绕着的。
在那小小的城市里，华裔人口不多，但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式神庙，祭拜各路神明。
七、八十年代，大凡体弱多病的小孩，多会被带去这些神庙问神，不然就是家里长辈到庙里拜拜，带回来的符、神牌、护身符等，就成了我们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会员独享好文 减少强制广告 即时派送好康 独家社群交流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喝符水长大。
对于巴生一乩童用嘴对嘴方式为小孩做治疗，引起网络争议这回事，大多数网民都指责这行为是对儿童的猥亵，更多的箭头，是指向那些年轻父母们的“迷信”做法，而且以舌头的“血/口水”接触儿童的嘴，是极其不卫生的。
单凭照片，我们不清楚真实情况如何；但对于嘴对嘴的问事方式，我认同道教总会会长陈和章道长的看法：乩童的问事或医病方式不妥。
这一类乩童（或统称“灵媒”）问事的治病系统，全世界都一直存在着，也一直吸引众多研究人员去探讨这文化。
通过扶乩（鬼神附身在乩童身上和信徒沟通，以解决难题或治病），信徒和神明有了互动，进而让信徒感到被支持和充满希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报告强调，在成为乩童之前，乩童候选人一般经历过个人危机、冲突和情绪痛苦；这促使当事人寻求精神支援，进而走上灵媒之路。
研究发现开始扶乩生涯后的乩童，通常不再出现显著的疾病困扰和痛苦，扶乩因此可能也具有治疗作用（参见2023年6月《Culture, Medicine, and https://doi.org/10.1007/s11013-009-9161-3
寻求心理上安慰
另，由于神灵代表中国文化所推崇的道德价值，通过神灵附体的方式，能体现灵媒本身理想的自我，并通过净化、自我惩罚、改变意识状态的仪式，让他们得以转化内在痛苦，从而提高精神内涵（引2020年12月《Transcultural Psychiatry》期刊论文; https://doi.org/10.1177/1363461519858448 ）。
在某些道德崩溃的社会，人们普遍倾向于将难以解释或治愈的疾病和痛苦，归咎为外部原因（例如：灵界的鬼神冒犯），以让心理上感到安慰，这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反应。
这一类难以想像、控制、究其根源的“无形”疾病和痛苦，因为把苦因归咎于“鬼神”，而变得容易掌握和想像的“有形”，并可通过乩童文化方式，作为理解和治愈痛苦的手段（参见2020年4月加拿大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硕士Anna K. Kelly毕业论文; https://harvest.usask.ca/server/api/core/bitstreams/f419a6d8-30b9-48e8-9854-59b442f6592a/content ）。
这在学术界被称为“符号治疗”（symbolic healing）；乩童扶乩问事，即是这种治疗方式的一个例子。
除了以心理学阐释扶乩的社会意义，部分学者也探讨乩童扶乩和治病能力的真假性；新加坡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社会科学教授Margaret Chan的著作《Ritual Is Theatre, Theatre Is Ritual; Tang-Ki: Chinese Spirit Medium Worship》（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2006年1月出版），也对此文化有独到诠释。
不管怎样，华裔社会当前必须慎重省思的，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十字路口上，要继续回到传统民间信仰的符号治疗年代，抑或是该迈向科学社会的方向？
我们不能说，是神明要我这么做，所以我只好遵从这种做法；这在任何宗教来说，都是迷信的。比如义和团打出“刀枪不入”的神打宣言，在现今社会就是跨越了现代科学的红线；若认为以嘴对嘴治疗能治愈病人，同样也犯了现代医学的底线（疾病传染）。
“敬鬼神”必须正视
科学确实不能解决世间所有难题，灵界鬼神之事，却也不是我们应该向往追求的。
“敬鬼神”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因为它们真实存在；但“而远之”却也是我们的份内事，因为：
“凡事不能违背因果，一定要发生的事，鬼神帮不了忙，预知于事无补，只有善恶勤惰的因缘可以改变。”
（摘自圣严法师着《学佛群疑》; https://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wp-content/uploads/stories/demo/bd_jin_dian_pdf/j_q_a_03.pdf ）。
